朱由检对王承恩交代了关于大明时报社的事之后，就拿起笔筒内削好的铅笔准备写一篇，关于刘宗周今天上疏后，他借题发挥的以仁义治国的文章。 自从改进了油墨印刷术、发明了铅笔和黑板之后，朱由检又费了好大的力气，和宫廷内的工匠们利用石墨和黏土，加上木制的外壳制作出了铅笔。 对于朱由检来说也许写毛笔字是一种享受，但是对于苏长青来说，写毛笔字陶冶下性情是不错，但是要用毛笔来批改奏折和写文章，那种效率实在是太低下了些。 如果不是制作钢笔现在还有难度，而鹅毛蘸水笔写作又过于不便，他还真不愿意用这种不纯的石墨制作出来的劣质铅笔。后世所用的铅笔，使用的都是纯度很高的石墨和黏土制作而成，所以使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在大明可没人帮他提纯石墨，含有杂质的石墨和黏土制作的铅笔，常常写不出字来。最后还是一名小太监灵机一动，把石墨先水洗，去除杂质然后再混合黏土制作笔芯，这才勉强制作出了质量稳定的铅笔。 有了铅笔之后，朱由检批阅奏折的速度比过去快了三倍，这才让他有时间分心做其他事务去。 不过当朱由检拿笔在手的时候，却对着面前的白纸楞住了。他想说的话很多，但是现在却发觉不知道如何开头才行。大明时报的创刊词，原本是一篇关于推广义务教育的文章，其内容大约是今日大明内忧外患，而帝国臣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想要解决这样的困境，光靠朝廷选贤任能，等待清官能吏去解救百姓是不行的。 唯有帝国臣民上下一心，共同对敌，则大明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如何让帝国臣民上下一心，首在于开化人心，只有大明百姓明白了朝廷颁发的政策内容和作用，才不至于被贪官污吏所欺瞒，被迫缴纳除了国家正税之外不应该缴纳的税赋。 而只有大明百姓接受了教育，才能做到开化人心。而人心既然开化，则贪官污吏才会有所畏惧，不会像今天这般横行无忌的搜刮百姓。 朱由检虽然拣选了这篇文章作为创刊词，但是他心里始终觉得这篇文章似乎气势有些薄弱，不足以震撼人心。 直到今天上朝时，刘宗周读了他的上疏。朱由检借题发挥之余，猛然发觉这仁义治国四字，用来作为大明时报的创刊词，比这篇义务教育的文章要有气势的多。 大明治国之本讲的是仁孝，而朱由检改动了一字，变为了仁义。所谓仁孝，无非是说君王对待臣民要有仁心，而臣民对待君父要忠孝。 仁孝二字正是封建伦常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表现，在这两字的下面，代表着君王和臣民之间是父和子的关系。这代表着君王做什么都是正确的，而臣民有任何反抗都是有违伦常秩序，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希望塑造的大明。 当然到了嘉靖之后，文官势力的膨胀，官员们都把面折君王，当做了敢言极谏的做秀活动了。仁孝二字在这些文官嘴里只剩下了要求君王的仁字，而孝却变成了对官员为父母守孝的道德规范了。 讲究仁孝对于一个家天下的封建王朝，自然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因为人人常说忠臣孝子，你对父母都不孝顺，如何做到对君王的忠诚呢？ 但是对于想要改变大明危局的朱由检来说，仁孝就是他推行改革最大的障碍。因为仁孝最大的作用，就是要求服从。下位者对上位者的服从，奴婢对主人的服从，平民对于官员的服从，年幼者对年长者的服从。 这种服从不是建立在真理和是非对错上的服从，而是一种不分对错，毫无独立思考的服从。这种服从对于推进社会的进步毫无帮助，只能维持旧秩序和一成不变的生活而已。 但是想要用仁义取代仁孝，这个已经根植在大明士民心中200余年的观念，就需要说清楚什么才叫仁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义这两字早在千多年前，就被两位儒家思想家解释过了，虽然随着历史潮流的发展，有不少学者给仁义这两字试图重新进行解释，但是始终没人能超越这两位儒家思想家给仁义定下的范铸。 但是孔孟所言的仁义并非是一个词，而是两个字。且孔孟对于仁义的解释过于空泛，无法当做一定之规，在实际操作上不如仁孝二字更为直观。 以仁义取代仁孝从大义上来说，并无不妥。但是过于空泛化的仁义，只会让大明士民把提倡仁义的朱由检当做一个迂腐的书生君王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朱由检皱着眉头，迟迟不能落笔。直到他猛然想到了一句话，共和国建立时最为振奋人心的有两句话，一句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另一句是“为人民服务”。 让朱由检猛然心动的，正是后面那句。还有什么比这更直观的仁义呢？在人民的眼中，这正是最为简单而直白的对这个共和国的写照。而在朱由检看来，这正是孔孟两位思想家所倡导的仁义，最为全面而深刻的重新阐述。 思绪一定，朱由检的心顿时安定了下来。也许他的文字缺乏华丽的词句，但是有了这个主题思想，这篇文章也就成了苏长青穿越以来，写的最有感情的一篇文章。 “为大明百姓而服务”，朱由检工工整整的写下了文章的题目。 当朱由检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完了这篇创刊词之后，他才发现房间内光线已经昏暗下来了。 他仔细的检查着刚刚写好的文章，头也不抬的对王承恩问道：“现在都已经什么时辰了？” “回陛下，已经是酉时三刻有余了。”一个柔软绵甜的女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