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在后世的和平年代，见过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战，晓得经济实力是一方面，另一面就是民心的稳定。不管是恃强凌弱，还是小鱼吃大鱼，最关键的就是鼓舞自家百姓坚持，击垮对方的士气；在封建时代官府高度垄断的情况下，从道德上打击对手，占据制高点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至于老百姓，出了一口气后，只要有饭吃，一切都能过去。
经过策划，崔开远在敦煌演了一场公开审理的秀，官府出示的证据丰富得让萧琅放弃了自辩，长期和突厥走私武器、勾结马贼杀人、泄露了前往康国的行动人员名单、派人刺探张掖兵械坊、参与了高昌刺杀杨崇的行动，等等；旁听者无不气愤填膺，萧家的人个个面如死灰。萧家被处死了五个人，杨崇后来还特地上书长安，汇报此事。
张怀善现场一边听着案情，一边在擦头上的汗，杨崇绝对是个魔鬼，除了走私武器是张家提供的证据，很多事连张怀善这个地头蛇都不知道。张怀善敢肯定，有些证据是杨崇向突厥人买来的；张怀善暗自庆幸，亏得自己那时候当机立断，依着杨崇的手段，要是想对付自己，罪名绝不会比萧琅少。
张掖郡康老和的案子更简单，康家在张掖作威作福多年，坏事干尽，有的是血债，沮渠固找了大约有上百人作证；最后官府判决，康老和父子和十一名爪牙死刑，余者三十一人流放，所有人家财充公。各郡加在一起杀了足有上百人，虽然各自罪名不一，但是谁都明白，杨崇要的是什么，所有的士族立即要求家人把货摆到市场出售，物价顿时回落。
随后，崔赜在往来的公文中发现，伊吾、酒泉、高昌撒郡的钢铁产量竟然达到每月七万斤，酒泉和伊吾两城铁匠铺数量迅速上升；同时蒲类海等地的盐被大量地运入河西地区，然后在媪围县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用说，杨崇开始反击了。
大隋盐业政策为民众自由经营，官府征税，但是财政状况恶化，长安已经开始实施盐专卖政策，控制各地盐户。盐户身份与普通人不同，单独另立户籍，在官府管理，不得转换其他行业或逃徒，制盐生产工具和原材料均由官府提供，所产之盐也必须全部上交官府，官府发给工本钱和粮食。
崔赜明白，杨崇现在往外面送盐，等于打击了长安的盐业和税收；铁器更不用说，那么多士族和叛乱团伙需要，杨崇只要敢源源不断地送出钢铁，就能源源不断地换回粮食和茶叶。河西、西域就这么多军队，哪需要如此的产量，崔赜急忙发奏章到长安，叙说杨崇拥有的生产能力，希望尽早结束这场贸易战。
可是卫玄已经收不了手了，尚书台拨出五十万贯铜钱从各个渠道进入西域、河西，高价购买了物资，倒回长安的话要亏一半，更要命的是现在可能都打了水漂；参与这趟盛宴的各家门阀显贵也投入不菲，要是现在收手的话，损失恐怕比官府还要惨重。
卫玄和户部侍郎韦津、度支侍郎杜行满商议，两人都不敢做主，硬是等到洛阳的民部尚书樊子盖拿了主意，樊子盖认为，既然败局已定，不如再坚持三个月，杨崇的做法就是以后给杨崇定罪的铁证。
韦津和杜行满哪肯上这个当，卫玄和樊子盖就是想把杨崇逼反啊，杨崇一旦破罐子破摔，下定决心造反，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管杨崇输赢，朝廷都得拿出一两个人平息天下人的口舌。两人一致要求尚书台公开决议，张瑾、阴世师两位大将军才明白贸易战里是这个门道，不在乎贸易战本身的输赢，只在乎杨崇能不能死。
张瑾听说已经不起效果，就劝道：“卫公，杨崇其实态度还是挺端正的，中枢调一千突厥兵，都是突厥战马，盔甲全部是新配的，弓箭等装备也给了补充。制约他一下无妨，但是非要弄个你死我活，贺兰山上驳马寨就是杨崇的一个态度，既能护路，也能打劫，真到那一步，西边就是多了一个突厥。”
卫玄脸色铁青地说：“正因为有这个可能，我们才要在还能一搏的时候置杨崇于死地，现在杨崇不敢造反，只能挨打，正是我们最有利的时机。”
独狐篡摇头说：“卫公，未必，据我所知，在河津和李渊杀得难分难解的毋端儿，很可能就是杨崇的人。”
毋端儿聚众河津，最近脱颖而出，成为一群乌合之众的头领，霍州一战，李渊收买了离石胡刘苗王，堵住了毋端儿叛军的后路，大获全胜，杀敌万余，俘虏了三万多人，但是功败垂成。刘苗王手下一伙胡人倒戈，毋端儿带着三万残部竟然从结合处冲了出去，与绛郡的另一伙乱民柴保昌部会合，死灰复燃。
毋端儿在翼城、稷山、绛、垣曲四县抢掠了一番，竟然往西杀到闻喜县，一举攻下闻喜裴家的两处坞堡，抢夺了大批的粮食物资；稷山、闻喜等县两千多鹰扬府兵在增援路上被歼，随后两处县城沦陷。毋端儿更可恶的是，竟然裹挟裴家家奴和两县官吏上千人为盗，呼啸而去。
李渊率八千精兵在汾水北岸追上毋端儿的大队，没想到前锋三千人中了埋伏，损失过半，李渊只能全军压上；毋端儿利用无路可退的局面，鼓动叛军背水死战。同时一支四千人的精兵从侧翼杀出，为首的一将身材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