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听申用懋说道：“朝中有人议论说，王任之在山东靠得是‘杀富济贫’，用胡升、刁一民的两颗人头和曹楷的一顶子官帽，硬逼着士绅乐输。还说泰安民变时，董天常是致仕官员，作为钦差，没有及时对他保护，而是纵容乱民祸害了董家。说你此举是为了自己的官帽，极大地损害了士绅利益，没有很好地保护个人私财，让士绅人人自危，只好‘舍财求安’，这是破坏祖宗成法。等等。”
王兴听了又惊又气，问道：“岳父，说这些的想必是东林党人吧？”
申用懋答道：“不光是东林党，许多齐楚宣党的人也有这种说法，不过，东林党是主力。在他们心里，皇家跟士大夫共治天下，朝庭必须保护士绅权益。”
“那百姓的利益就不管了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都不懂吗？妹夫如果不是以铁血手腕迅速稳定局势，一无所有的百姓要是闹起事来，那些士绅必然是首当其冲，泰安民变就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妹夫所作所为，正是保护了士绅的利益才对。说妹夫不是的人，眼睛瞎了么？”
申绍芳愤愤不平地说道。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是损不足补有余。刁一民作为粮商，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一银银子一石的米，要卖到十两银子一石，利润十倍。官府下令商人不得囤积居奇，价格不得超过五两银子一石，其实已经照顾了商人的利益。可他还是不满足，竟暗中对抗赈令，伙同胡升，将粮食隐匿于官仓，如此黑心肝的官和商不杀？还有，泰安董天常，平时作威作福也就罢了，饥民齐聚泰安，对富户的不仁和官府的不作为已经很不满了，就跟一个火药筒一样，沾点火星子就会爆炸，这种情况下，他父子还不知收敛，竟发生了**生员妻子的事，生员上门理论，又把人家送进官府大狱。虽然主谋是九如山盗匪，但如果百姓不是对他们特别不满，你再多的人煽动也煽动不起来民变啊。这样的人，还要救他吗？”
王兴也被气得不轻，没想到自己做得这么漂亮的事，竟还有人鸡蛋里挑骨头，怪不得皇上说“以免有人不服呢”。
“是啊，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是选择性忽视。如果不是你迅速稳定局势，弹劾你的折子怕是会有很多。现在嘛，他们也只是私底下议论，并不敢拿到明面上来说。”申用懋说道。
“这些人只会议论纷纷，大言炎炎，只会扣大帽子、乱打棍子，让他们去做实事，却百无是处，还有脸挑妹夫的不是，谁要当我面说，看我不啐他一脸。”申绍芳跟王兴最亲近，也为有这样一个有才有能力的妹夫感到骄傲，听到有人说妹夫的不是，他情绪非常激动。
“都知道咱们的关系，哪有人会当着咱的面议论这些？我也是听别人传给我的。好了，别激动了，身在官场都会被人议论，尤其能做事的官员，有时就是在风口浪尖。好在现在东林式微，这股子暗流并不大。而且任之年不过二十，就已是正四品了，比我都高了，以后低调一些，稳当一点，入阁拜相那是板上钉钉的事，不用着急。”
申用懋现在已经起复，职务没有变化，还是职方司郎中，正五品，王兴这才入仕不久，就升了正四品，整整比他高了两级。
刚才他说的东林式微，跟今年的京察有关系。
有明以来，每六年对官员进行一次考察，根据执政功过得失，进行升转免除。考察分外察和京察，外察就是考察京城以外的地方官，京察就是考察两京的机枢官员。
今年是京察之年，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尚书郑继之、给事中徐绍吉、刑部尚书李志、御史韩浚，郑继之是楚党，李志是浙党，韩浚是齐党，徐绍吉是四川人，依附楚党。齐、浙、楚、宣等党趁这次京察，大肆排挤斥黜东林党人。
万历三十九年因京察被迫居家的礼部主事丁荐元，以“不谨”被削籍；曾上疏对齐、楚、浙三党进行猛烈抨击的原户部郎中李朴，也以“不谨”落职；刑部主事王之寀，以“贪酷例”被削籍；还有曾力攻汤宾尹的御史王时熙、荆养荞、孙居相也都列入察疏。
令人感到可笑的是，皇上对京察的折子全部留中不发，摆出一副看“狗咬狗”的架式，而那些被弹劾的官员也不等皇上下旨，就自动离职而去。
自此，东林党势力严重受损，几近“靡有孑遗”。
……
“是，岳父。小婿并不为官职是否升迁与否介怀，而是为朝庭衮衮诸公只顾党争，而罔顾国计民生而忧虑。”王兴语气低沉地说道。
“嗯，你太老师没有看错人。你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我心甚慰啊。”申用懋手捻胡须，满意地说道。
“现在齐、浙、楚、宣党势大，恐非国家之福啊。”申绍芳叹道。
“只顾党派利益，而不顾国家民众的人，最终都不会有好下场。况这些党并非一党，没有共同宗旨，原来东林势大，他们还能抱成团，共同对付东林党。现在东林式微，没有了敌人，他们必会转而内斗。等着吧，不出一年，他们就会互相攻讦。”王兴听了申绍芳的话，给出了一个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