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是他检举揭发的普齐与太医贺孟頫。然而这一位在“矾书案”之后异常明显地靠向十四阿哥，曾经在十四阿哥康熙六十年那次回京时当众跪迎，并且为这位大将军王撰写碑文，歌功颂德，与十四阿哥结党的嫌疑很明显。
这下十七阿哥犯了愁，背着手在理藩院里走来走去，不时抬起眼，瞅瞅石咏，道：“茂行，怎么我将你讨了来，你竟然给我找了这么一桩差事？”
石咏很平静，说：“所幸马国贤找上门来，要求发放传教证明。否则咱们就这么放他回国，到时鞭长莫及，那谣言一发不可收拾，可就不好了。”
十七阿哥心想也是，难怪几个兄长总说石咏是一员“福将”，自己总算是见识到了。于是他也学聪明了，问石咏：“依你看，马国贤这人应当如何解决？”
整个事情中，马国贤是最麻烦的。他是教廷的人，清廷自从康熙朝始，就一直与教廷保持了稳定的关系，此时但凡一个处置不当，便可能引起朝廷与教廷的冲突与纷争，并可能与如今欧罗巴若干个信奉天主教、但又与中华有着频密贸易往来的国家反目。
石咏想了想，道：“辅国公阿布兰与贝勒苏努都不归咱们管对不对？”
十七阿哥点头：“对！”
“若是只有一个马国贤，那就好办了！”石咏搓着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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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石咏所料，京城中关于雍正得位“正”与“不正”的事，在十四阿哥回京之后，渐渐又被掀出来说了，当初对雍正即位后一系列措施心悦诚服，三呼万岁的人，这时候也一样能变了面孔，拉着旁人悄悄地说：“你听说了么……”
流言之可怕，便在于此。你若自辩，旁人认为你心里有鬼；你若不辩，旁人认为你就此默认了。所以世间才会有“百口莫辩”之说，面对有人刻意营织的流言，当事人往往纵有一百张利口，也是无用。
就这事，石咏与武皇的宝镜私底下也讨论过。宝镜冷笑着道：“咏哥儿，这不关你的事，你但在一旁冷眼旁观着便好。这不过是对人君的一场考验，若熬得过去，在位之君自然大柄在手，无往而不利。若是熬不过去……哼哼！”
这宝镜又说：“应付这种事，不外乎两种态度，一种是将其视若无物，千秋功过，自是身后人才有资格评说，时人妄动口舌，有甚必要与这些人理论？当年骆宾王骂朕‘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①’朕有说什么么？”
石咏一想，也是。据传武则天当初听骆宾王那一篇将她骂到狗血淋头的“讨武曌檄”，曾经拍案叫绝，大赞说这等人才，竟然流落而成为反叛，着实是宰相的过错。足见武则天根本就没有将檄文中直斥之非放在心上。
“还有一种呢？”石咏忍不住问。
“还有一种，自然是任用周兴、来俊臣这等酷吏，告密罗织，动辄株连，教世人知道，强权在我手。如此一来，满朝势必噤若寒蝉，绝无半个人敢提起此事！”
宝镜这话说得霸气，石咏听见“告密罗织”四字，确实有点心里发毛。毕竟雍正上台之后便推行密折制度，臣子但凡有不同寻常的“见解”，都可以以“密折”上奏。石咏听宝镜提起这茬儿，忍不住伸手挠挠头，心想自己日后还是要谨慎行事、勤勉当差才是，否则被人以密折参上一本，自己毫不知情，那可就惨了。
正想着，他突然想起雍正中期才推出的那本《大义迷觉录》来。于是便将这本《大义迷觉录》的来龙去脉，向武皇的宝镜一一都说了。
宝镜待问清了大儒曾静是何许人，这位是怎样去游说名将岳钟琪造反的，又问起《大义迷觉录》的内容，待听说这书的主旨，就是与曾静这样的汉家大儒，辩论“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宝镜实在是没忍住，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道：“朕倒是没想到，这个四皇子，竟是这样天真，这样幼稚的一个人啊！”
“天真？幼稚？”石咏登时懵了，但是细想想，雍正将全天下的人都想象成了清明而理性之人，愿意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政治幼稚？不像他的宝贝儿子弘历，一上台就直接将老爹精心写就的《大义迷觉录》禁了去，以高压手段严令禁止议论皇家，按照武皇说的，这才是真正成熟的政治手段——这也导致了雍正在后世留下的最多传说都是关于夺嫡的阴谋，而乾隆却一直以风流才子的形象出现，留下的传说大多是关于大明湖畔夏某某的。
然而武则天的宝镜笑了半天，才渐渐地失去了笑声，转而喃喃地道：“这样一个性子，又坐在那样一个位置上，怕有许多事，也只有他能做得到吧！朕……朕自忖，未必能如他这般……”
的确，论起政治手腕成熟，雍正可能确实不如其父，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如，可能也就是这种不成熟，令这一位施政起来，有一种旁人所没有的“莽劲儿”，能够一往无前，冒着得罪整个阶层的风险，去努力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哪怕身后骂名滚滚。
石咏忍不住叹息，若论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