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是不好玩，不过呀，鹏城现在全城都是从港城那边过来的大老板在盖房建厂，我去的那家工厂就是今年刚开业的，现在生产的机电产品全部是通过港城出口！”李双墸说道。 “那里的房子盖的高吗？有没有咱们县里百货大楼高？？”还带着孩子气的张俊杰好奇的问道。 禾县的百货大楼有四层，一楼二楼是商场，三楼四楼是百货大楼、供销社、商业局、物资局等县商业系统的办公地。 “那比我们的百货大楼高多了，就我打工的那个厂的办公楼，就有七层。其他一些单位，酒店，很多十几二十层的！”李双墸说道。 “哇，这么高！” 王超、晨晨和张俊杰一齐惊讶道。 李良没有惊讶，因为就在一年后，长期占据鹏城第一高楼名号的国贸大厦就要动工，历时37个月，到85年底正式完工，总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是我国建成最早的综合性超高层楼宇，素有“中华第一高楼“的美称，是深圳接待国内外游客的重要景点，党和国家领导人邓爷爷、江总、李总等先后光临国贸大厦。 从现在开始往后三四十年，鹏城都是华夏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那里的百姓也享受着改革开放的荣光。 但在那之前，鹏城的历史是苦难的。鹏城原本是g的一个县，因为临近港城，在前些年从鹏城这边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鹏城，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港城，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后世披露的一些资料显示，在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鹏城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粤省、湘省、鄂省、赣省、桂省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团员、党员，甚至干部。有一份来自后世鹏城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鹏城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港城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粤省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港城”。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鹏城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粤语中戏称为“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港城者，都被视为“叛/g投/”，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鹏城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鹏城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偷渡现象逐步消失了。1979年3月，中央和粤省决定把宝安改为鹏城市；11月，粤省省委决定将鹏城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设龙岗、葵涌、龙华、罗n头、松岗6管理区。 1980年8月26日，全国高官会批准在鹏城设置经济特区，现在，这一天也被世人亲切的成为“鹏城生日“，从此，鹏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这不算高，我听说港城那边的大老板正在准备盖一栋100多米的大楼！” 李双墸的话，让几个少年彻底惊呆了，华夏几十年的封闭禁锢了他们的想象。 “小叔，明年暑假我去找你玩，到时候你带我去鹏城玩一趟好不好？”李良说道。 “可以呀，不过得你爸妈同意才行！”李双墸答应道。 几个人聊着天，缠着李双墸继续说一说鹏城、羊城和他在大学里的事情。不知不觉天色渐黑，李良的姐姐李萌下班回家了。 李萌放好自行车，看见自己的小叔李双墸坐在客厅，忙喊道：“小叔！” 李双墸只比李萌大两岁，年纪差不多，小时候也经常在一起玩。 李良的爸妈李双柱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