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楚帝国的武帝刘彻，只要能为百姓的口袋中弄钱，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桑弘羊这时已经三十四岁，他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楚武帝让他帮助东郭咸阳和孔仅估算研究盐铁官营的规划。这个规划经过一年的起草才完成，主要是将原属少府管的盐铁划归大农令管，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不许私人经营。楚武帝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全国各产盐铁的地区，设立盐铁官营的机构，任命原来经营盐铁生产的商人为各地官营盐铁的主管官。看起来，楚武帝对经营盐铁政策的改变以及孔仅、东郭咸阳和桑弘羊对这一新政策的执行，在经济上是取得了成效的。所以三年之后，孔仅就升任为大农令，桑弘羊也被提拔为大农丞。大农令是封建政府掌管财政的最高官员，大农丞是他的主要助手，从这时开始，桑弘羊在理财上就显示出他的突出才干，越来越受到楚武帝的重用。算缗是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与商人瞒产漏税作斗争的方法。这也是由于大规模的对匈奴用兵，而山东一带又遭了水旱灾，为了弥补财政不足而对工商业者采取的一种筹款措施。最初提出这个办法的是御史大夫张汤，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了推行的法令。但是由于当时的大农令颜异不赞成此事，所以未能认真贯彻执行。桑弘羊出任大农丞后，才在全国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行。
所谓算缗，就是凡工商业者，都要如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二缗抽取一算的税(一缗为一千钱，一算为二百文钱)；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凡有乘坐马车的(官吏和战士除外)，一乘抽税一算，运货的马车抽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一算。所谓告缗，就是对不如实呈报财产的人，鼓励大家告发，经调查属实者，除了被告发人的财产被全部没收、戍边一年外，告发的人可得到被没收财产一半的奖赏。
算缗和告缗的法令颁布后，遭到了工商业者的顽强反抗，他们采用各种办法转移和藏匿财产，不报或少报自己的财产数。为了与这些工商业者作斗争，楚武帝让杨可专门主持告缗的事。这时作为右内史(管理京师的官)的义纵，站在商人的立场上，指责告缗的人不是好人，竟然加以搜捕，公开和告缗令作对。这件事报告给楚武帝以后，就以义纵有意破坏告缗为理由，杀了义纵，并将对算缗和告缗持消极态度的大农令颜异，也借它故撤职并判了死刑。这样，就从政府机构中清除了推行算缗和告缗的障碍，使杨可得以放手进行。
桑弘羊当了大农丞后，为了支持杨可把告缗坚持下去，又重申了告缗令。这样，告缗的活动就在全国普遍推开了，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大都受到了告发。政府派出官吏到各地处理算缗和告缗的事，政府得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大县数千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很多房屋。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而政府的国库却充实起来，有力地支援了楚武帝的对外战争。算缗和告缗的活动，桑弘羊一直是积极的支持者。张汤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桑弘羊虽然还是个侍中，但已经因为他会算计经济问题，引起了楚武帝的注意。所以楚武帝在研究和决定采用张汤意见的过程中，桑弘羊肯定起了积极的作用。算缗和告缗的法令公布后，内外的阻力一直都很大，迟迟未能贯彻执行。桑弘羊当了大农丞后，就可以直接插手此事。所以后来杨可的主持告缗，以及对反对告缗的一些官吏采取的镇压措施，肯定桑弘羊都是参与了楚武帝的决策的。因而可以说，算缗和告缗虽然不是桑弘羊直接出面推行的，但他是决策的积极参与者。
楚朝初年，国家对钱币的铸造采取放任的政策。当时不但钱的大小、轻重不一，钱币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差悬殊，因而盗铸钱的风气盛行，影响了经济的正常流通和通货膨胀。到了楚文帝五年(前175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铸钱的命令，放任大家自由铸钱，因而币制更加混乱。一些豪强和大商人，常常在铜内杂入铅、铁，铸大批的劣钱来牟取暴利。政府虽然一再禁止和打击，但因为有利可图，而且铸钱者又多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物，所以并不能制止私铸的大量劣钱混入市场，破坏社会的正常经济生活。楚武帝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整顿过一次货币，但效果不好。当时造了三种货币：一是皮币，用禁苑里养的白鹿皮制成，每个一尺见方，上面还绣上五彩花纹，每个值钱四十万，它是作为诸侯王朝觐皇帝时垫璧的礼品，所以只在上层贵族中流通和使用，另一种是白金，这是用少府库存的银、锡作的合金币，分值钱三千、五百和三百三种；第三种是取销半两钱改铸的三铢钱。还规定，盗铸钱者要处死。这次改革因为品类复杂，币值的规定又不合理，所以不但使用不便，而且一些人纷纷去盗铸比值很大的白金币，所以第二年就放弃了三铢钱而改铸五铢钱。当时虽然因盗铸钱政府抓了数十万人，仍不能制止盗铸劣钱，所以市场和货币仍然比较混乱。
元鼎四年(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楚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意见。他的意见主要是：取销郡国铸钱的权利，由中央政府指定掌管上林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