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张宝同
1939的3月26日，这个日子对延安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从西北吹来的寒风依然在陕北高原上横贯而过。一眼望去，延安四周依然是黄土一片，凛冽的寒风象是在吞噬所有的热量。离延安五公里处的桥儿沟也不例外。狭窄的山谷中，一切都象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在寒风中的颤栗中，等待着春天的复苏。而那座新建不久的天主教堂却庄严肃穆地高高耸立着，用高大巍峨的身躯遮挡着一面寒风，使周围的景物显出着春天一般的生气。教堂后面的坡面上，开凿着一孔孔土洞石窑，窑前那镶嵌着一扇扇花格格的木门窗，将日夜不停的寒风挡在了屋外。
土窑里有种结冰的寒气，幸好阳光是清亮的，从很大的窗子照进到屋里，照在那张很大的土炕上。土炕上一边铺着被褥，一边放着一张小桌。小桌上放满了纸张，纸张上撒满了豆芽般的音符，而那音符的下面却写满了黄河，黄河，黄河……
阳光照在那张英俊倔强而富有广东气息的面孔上。黄色的肤色让他有种坚忍与不屈的刚毅，褐色的眼睛里透出着深海一般的沉静。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军装，盘腿坐在小桌前，手握着一支醮水笔，神情时而激越，时而愤怒；时而颤栗，时而忧伤地变化着。因为他正在把黄河的苦难和怒吼转换成一串串不屈不挠高亢嘹亮的音符。如果你听过他的课或是见过他的指挥，就会一眼认出，他就是33岁的年轻作曲家洗星海。
此时，他正在为一部名为《黄河大合唱》的长诗谱曲。诗人是一位名叫光未然的二十四岁青年。他的抗战诗歌《五月的鲜花》，被阎述诗谱曲之后，早已响彻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冼星海与光未然初次见面是在1936年6月的一天。冼星海正在上海工学团指挥排练《五月的鲜花》，突然“中国文艺者战地工作团”的年青人们进到礼堂来看他们排练。一位战地工作团的团员见他们排练的是《五月的鲜花》，就拉着他们的领队向在场排练的人们介绍说，“你们看呀，他就是你们排练的节目的词作者，青年诗人光未然。”当即，排练场上响起了雷鸣般地掌声。当年轻的诗人听说指挥者就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时，也非常激动，于是，两位青年的手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之后，他们曾三度合作，创作了《高尔基纪念歌》、《赞美新中国》和《拓荒歌》。
前不久，冼星海听说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来延安，便去看望。他对诗人说，“我想写点东西，你是不是给我一点歌词？”光未然高兴地说，“好啊，我正好有一首长诗叫《黄河吟》，我把它改成歌词，搞一个大合唱。”于是，两人便商量把长诗分成八段，有独唱、齐唱、合唱、还有朗诵。
之后，抗战演剧三队在延安交际处的窑洞里举办喜迎新春的庆祝活动。光未然为大家朗诵了《黄河吟》。他的朗诵以气势磅礴的豪迈抒情，强烈地震撼着这位音乐家的心灵。冼星海曾随电影拍摄小组去过黄河之滨，对黄河有着深刻的印象。他想黄河那排山倒海，一泻万丈的气势不正是中华民族历经万难不屈不挠的象征与体现？当诗人刚一朗诵完，早已乐思如潮的音乐家，情不自禁地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把从诗人的手中夺过诗稿，用宣言一般的口气向在场的人们说，“我要把它谱成一部乐曲，我有把握能写好它。”
眼前的《黄河吟》被他改为《黄河大合唱》。这是他对创作的一次升华，使作品的境界更加地宽阔深远，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难度和高度。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他要把《黄河大合唱》写成一部表现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诗史般的作品。
他拿到《黄河吟》之后，并没有马上投入写作，而是在酝酿、采访、收集和构思。此前，他已创作出许多歌曲，也收集到许多民歌。特别是在写作《生产大合唱》的过程中，他在音乐的民族语言与风格等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可以说为《黄河大合唱》作了一些前期的准备。经过多日的酝酿与构思，他已对整个诗篇的各个部分的表现形式有了初步的设想。
桥儿沟有一栋高25米，宽16米的哥特式天主教堂。门前有**主席题写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石匾。一条数公里的川道横贯在村前，川道上有许多石桥，通往一个叫一里坡的村子。这里有一片连着一片的绿油油的麦苗，有一片接着一片的低矮的农舍。村前地边，到处是枣树、梨树和柿村，还有一排排昂天向上的白杨树。冼星海每天都要从这条路上走过，路边的景物和周围的安宁让他很容易沉浸在《黄河大合唱》的诗意与想像之中。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掏出笔和小本开始飞快地书写和记录。有时他甚至会带上那把心爱的小提琴，站立在那一排排的白杨树下，一遍又一遍地把思绪与想象化为雄壮优美的旋律。
也就是在这条小路循环反复的漫步闲行中，这位音乐家对中国传统声乐的表现形式做了详细系统的回顾。中国民众唱的歌大多是情歌、悲歌或是说唱。情歌是唱给恋人听的，悲歌是自我排遣的，说唱是给别人讲故事听的。所以，中国声乐的表达中很少有合唱形式，更不用说分声部的合唱。而这些传统的声乐形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