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一边是听闻见到那边有人过来就杀的蒙古人。走蒙古人那边，就得和蒙古人打仗。咱们这千余人随便有个闪失就是许多人命。走埃及那边，万一染病怎么办？”
听说要走蒙古人的境内，有人立刻表示反对，“我等把水和干粮带好，路上不喝当地的水，不吃当地的食物。只求快速通过埃及。这应该没问题。走蒙古境内，难倒就不会有闪失么？咱们又没有可靠的商队。被蒙古人发现咱们是宋人，只怕就走不掉了。”
杨从容比较认同走埃及路线，大宋好歹也有上千号人，在以往的战争中，蒙古军遇到大宋千人的军队，基本上没办法。大家又不是真的要打仗，而是要行军。走过那百十里路，就可以抵达红海口的兵站。大家就可以乘坐船只唱着歌回家。
本想参与反对大使的人群，杨从容很快就发现反对者的人数远高于支持者，以至于杨从容根本没机会插嘴。就在大使眉头紧皱，面色不善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东罗马皇帝派宦官过来。
东罗马宦官到了大使馆，只见到了大使以及杨从容等少数几人。宦官神色有点愠怒，他直截了当的说道：“皇帝陛下是要你们解决瘟疫，怎么就变成了清扫城市。”
“若是城市十分肮脏，脏东西在空气中弥漫，怎么能指望大家都没事。”大使毫不客气的顶了回去。
宦官见大使毫无退让的意思，忍不住怒道：“陛下是让你们先保证王公贵族的安全，若是王公贵族们都惶惶不可终日，哪里还有心思治理国家。”
杨从容本来在猜想大使的态度为何突然这么强硬，他觉得大使很可能是希望把这件事弄黄，接着就可以顺利成章的撤退。若是东罗马帝国哭着喊着抱着大宋使团的腿请求帮助，大宋使团还真得留在君士坦丁堡帮着应付瘟疫。
现在听宦官的发言，他心中一阵的不快。大宋这十几年里面动辄就写口号，官员干部动辄开会。杭州这个地方与君士坦丁堡一样，是个水路要冲。南来北往的人多了，瘟疫也多。每一两年爆发一次，有时候连着爆发相同的瘟疫。有时候瘟疫每次都不同。
直到新的防疫理论出来，朝廷搞起了‘爱国卫生月’，加上接种各种疫苗，传染病才被有效限制。这些官员们不得不承认官员和百姓在瘟疫面前没有分别的事实之后，对于不治理民间的做法就非常反感。上层卫生状况普遍姣好，真正危险的恰恰是民间。
杨从容心中不快，大宋大使也不快的答道：“你认为瘟疫还分人么？得了病，都会死。”
“百姓死了多少，只要皇帝还在，贵族还在，东罗马就不会灭亡！”宦官的回答同样非常不快。
杨从容心中一惊。那本社会契约论开篇就谈及的核心问题是‘到底是现有国家还是先有人民’，赵官家很明显是中国文化继承者，中国文化里面认为先有人民后有国家。孟子甚至主张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东罗马帝国的上层的理解与孟子恰恰相反。明显是‘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好像投降蒙古的临安朝廷也这么想
“东罗马也不是没人到过大宋，我们的爱国卫生月每个年都搞，想来东罗马应该知道一二。对我们来说，城市卫生无荒地。若是你们不能用我们的法子，就另请高明吧。我们只会这种包括整个城市的办法。”
话说到这里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宦官愤愤然而去，大宋使团这边也处于非常不高兴的状态下。杨从容忍不住问道：“这是故意的么？”
“故意个屁。”大使怒道：“我家里人就有五个人死在瘟疫上，我最受不来的就是这种嘴脸！”
杨从容不敢吭声了。事关别人亲属，那就没什么好谈。以前的时候觉得瘟疫是瘟神带来的，大家不得不屈从与瘟神的神力。现在得知瘟疫只是些细菌入侵人体带来的结果，人类完全有能力自救。这时候许多人对于卫生防疫就有了强烈的态度。杨从容有同学就是这样。这种情绪化的事情别说商量，就是提出任何不认同的意见都会爆发冲突。
之后众人就继续讨论怎么撤走。大多数人都支持走埃及，最后大使不愿意，众人不得不给大宋发了个消息。赵嘉仁接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大宋326年4月的事情，这就更加激发起了赵嘉仁对于黑死病的想象。
历史上的黑死病是不是鼠疫，还是鼠疫的某个变种，这个在医学界有争论。但是黑色病本身的可怕令人胆寒。据说黑死病是蒙古西征时候带去欧洲的。但是也有说法，东罗马早就遭受过鼠疫的泛滥，死伤惨重。
当墨西拿港开始爆发瘟疫时，一位名叫迈克的芳济会修道士正在那里的教堂当牧师。根据他的记录，当时“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么所有拜访过他、和他做过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坟墓里的人很快都会步其后尘。”瘟疫传染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装满尸体的车子像洪水一般涌向教堂，以进行最后的基督教仪式。
据另一位修士的记载，威尼斯城情景同样恐怖：“因为这种恶疾是借助呼吸道传染的，故当人们交谈时，即从一人传染至另一人。所有患者皆感觉剧痛难忍，有的人浑身颤抖；结果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