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并不是消极应对。
一边是迅速展开军事行动，有上次跟英国的全球战争经验，第一时间派遣海军主力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切断了印度跟英国之间的联系。向美洲派遣了一支5艘战列舰的强大分舰队，控制整个美洲做不到，但保证美洲西岸在自己手里还是能保证的。
有欧洲公司以克里特岛为基地进行的破交战牵制，英国舰队就无法随心所欲的调动，必须在地中海和本土保持一定数量的军舰，美洲地区就不会成为海战的主战场。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但可以保证中国在美洲西部的军事行动，而且可以保证跟美洲之间的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皇太子朱继统相继攻打了墨西哥城和利马，但却没有在拉普拉塔发起军事行动的原因，因为西班牙在拉普拉塔得到了英国海军的支援。
海上依然跟上次战争一样，相当胶着，遥远的距离让双方谁都无法短时间内消灭对手。跟上次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中国不但继续控制着苏伊士运河，而且在地中海拥有一块稳定的基地，克里特岛，还跟地中海上的新兴国家希腊关系紧密。如果双方可能爆发大战的话，地中海一定是一个突破口。
战争才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印度的战争也还没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印度英军暂时占据优势，美洲中国軍队暂时占据优势，但都不是什么决定性优势，这是一场一开始就向长期化发展的战争。
可即便面对这种情况，周琅也没有进行动员。
中国现行的一套战兵加辅兵军事制度，目前没有表现出任何弊病，而且已经相对完善。
战兵就是按照欧洲常备軍队模式组建，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都是世界一流水平。军官都是经过正规军事学校毕业的军官，职业素养、军事技能都堪称专业。辅兵带有一定的地方色彩，但跟刚开始的地方团练，已经不能等量齐观，而是相对正规的軍队，可以看作是地方驻防军，卫戍部队。
最开始，辅兵确实相对粗陋，跟地方团练没什么区别，一直有子弟兵的外号。随着时间的退役，正规部队的军官和老兵逐渐退役，退役军官甚至老兵都被安排回自己的家乡，负责辅兵的训练和指挥。一来是给这些退役军官和老兵找一个生计，二来也通过他们完善辅兵的管理。
在十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就已经有足够数量的退伍军官和士兵能够让辅兵像战兵部队那样较为正规的管理和运作了。他们的训练方式，战斗方法，跟战兵其实没有区别，依然是在重火力方面逊于战兵部队，在军饷待遇上没有战兵部队高。
这些正规化的辅兵数量相当庞大，每个省至少都有一个辅兵军，人数12人到15人之间。有些人口众多的省份，则有两个辅兵军，比如广东以珠江为分界，组建了两个辅兵军，成为广东左军、右军；湖南也有两个军，称湘东、湘西军；四川甚至有三个军，川北、川西和川东三军。
这些正规辅兵军总计4个，总人数高达5万人以上。这5万人和3万战兵部队，都是可以随时出征的脱产軍队。
但还有一些后备军，则是真正带有地方特色的民兵；保甲制度，从秦朝商鞅变法时代出现，到汉朝就开始废弛，主要是秦朝崇尚法家，汉朝前期奉行黄老，中期推崇儒道。汉代之后的朝代，多次反复。唐朝推行的府兵制度，将唐朝推向了盛世。这种府兵制度，中国人认为是传统的保甲制度，西方人认为是源自内压的部落兵制度。用土地来换取服役，然后随着国有土地资源的消耗殆尽，軍队也就开始衰弱。
府兵衰落之后，大堂开始大量使用游牧雇佣兵，对一个君王来说，提拔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人才作为心腹使用，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既能强化皇权，又可以应对外来挑战的效果。但相应的代价就是军队和国家、职业武士和普通民众之间，被完全割裂开来。自边区的藩镇陆续任用蕃将以及以佣兵为主力后，边区军队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开始脱离皇权的控制独立运作。最后就出现了胡人将领安禄山叛乱，将盛唐的从云端拖入了深渊。
西方有罗马人蛮族雇佣兵，最后大权旁落，罗马帝国被蛮族控制最后灭亡的惨剧，东方有盛唐依赖胡人军团，最后酿成安史之乱的苦果。周琅觉得，还是地方士兵更靠谱一些，推行完全的职业化軍队制度，对财政的压力太大。加上士兵脱产太多，对经济又有不利影响，少数正规军当然可以职业化，脱产化，但接受一定程度训练的后备兵员，还是不应该完全脱离生产。
农业生产有一定的间歇性，闲忙之间十分清晰，每年都有相对固定的一段时间的空闲，其实十分适合集中起来进行训练。瑞士的雇佣兵之所以盛行一时，就是那些乡村农民在空闲时候，定期训练的结果。
尽管这种寓兵于农的政策，很有可能让地方势力在軍队中影响力过大，从而形成抗衡皇权的力量，被古代中西帝王担忧不已，宁愿雇佣外族雇佣兵，也不肯放任地方势力做大，周琅也担心，但考虑到现代社会已经不是古代，正规兵的战斗力足以弹压这些仅仅被当作后备兵员的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