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气氛压抑，江南的失陷对这座城市的士气打击是巨大的，读过书的人都想到了朱元璋灭元的往事，现如今周琅取得的，何尝不是当年朱元璋取得威势。而满清跟当年的蒙元相比，军事实力上已经完全腐朽，至少当年的元军始终没有失去战斗力。
当然最大的压抑来自于上层政治斗争，乾隆死了，和珅倒了，这两个已经让北京人习惯了的权力人物突然消失，留在人心里的空白比权力机构的空白更大。
嘉庆对和珅党羽的打击，是有节制的，但果断和迅速的。诸如九城兵马司之类的官员，统统被撤换了一遍，其实也不一定人人都是和珅的党羽，可嘉庆顾不上了，他亲政，就要亲掌大权，军事力量必须掌握在他的手里。
朱珪是这些行动的总导演，可他本人并不想这么做，因为天下大势在这里，以社稷为重的朱珪，并不想在这个时候清洗和珅党羽。但嘉庆忍不了了，他忍了几十年，不想再忍下去了。
朱珪毕竟是臣子，皇帝要动手，他也只能选择支持。然后在他的操作下，要么不动，要动就要雷厉风行。所以在要害部门，重要部门，雷厉风行迅速抓在手里。但是杀人却很少，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杀人，让来百姓看热闹，而是为了权力。
地方督抚上，也大胆利用调用亲信，和珅倒了，和珅的党羽自然不敢放在地方上掌权。不怕他们投降周琅，因为大多数地方督抚还是满人。怕的是这些党羽勾结和珅，兴风作浪。
所以在抓了和珅之后，第一时间，朱珪就是主使那些非和珅党羽的督抚表态，率先弹劾和珅的就是书麟，准确的说是书麟的弟弟广兴，广兴揭发和珅的许多罪状，被提拔去四川掌管军需。而书麟此前先后做过巡抚，最高做到了两江总督，而且难得的清廉，结果反而被和珅猜忌，江南盐商案发，和珅硬是给书麟安了一个包庇罪名，调到新疆去了。和珅跌倒，书麟立刻被调回来做湖广总督。
此人其实也是一个十分合适的人选，因为既不是和珅党羽，又有相当的军事经验，乾隆三十八年征讨大小金川的时候，他就是领队大臣，而且用勇力，被评为“力战辄先登，克坚碉数十，功最。”
这是一个可以带头冲锋陷阵的武将出身的督抚，显然十分适合去镇压白莲教。
有书麟兄弟带头之后，各地督抚不管是不是和珅党羽，为了撇清关系，都纷纷上书弹劾和珅，毕竟打倒和珅（大老虎），地方表示拥护朝廷（中央），这只是最基本的政治操作。
地方督抚纷纷表态，立马就营造出了一种大势，和珅是翻不了身了。
营造这种紧张大势的同时，还开始缓和地方督抚的心理压力。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和珅头上，一切都是何人一人所为。嘉庆向各方表示“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削剥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砷。是以层层剥削，皆为和砷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
这种快速打击，然后马上安抚，连苏凌阿都赦免了，很快就让各地督抚心安，能做到督抚一级，也都是有脑子的，知道朝廷现在不敢过分打压他们，因此高层政局渐渐稳定下来。
打倒和珅只是朱珪导演的第一步棋，原本的历史上，他的功绩主要是在文治方面，而且极为出众。因为正是在他的推动下，嘉庆废除了康乾期间长期贯彻执行的文字狱政策，并且给一些乾隆年间的罪犯平反。
朱珪的另一大建树，依然体现在文治方面，他带起了经世致用的新思想，后来的名臣，曾国藩、胡林翼等等都是这种实用思想的践行者，可以说如果不是朱珪掀起的这种思想，很难讲晚清时期李鸿章等人敢于提出师夷长技，因为老思想中学习夷人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
可惜的是，朱珪的思想依然停留在宋明理学的框架内，没有像王阳明那样，彻底跳出理学的约束，否则他应该能让满清也拥有一个圣人。
如今的形势，不容许朱珪把精力放在文治上，他必须防备逆贼周琅从江南发起的北伐，周琅会北伐，这是毫无疑问的，满清上下都清楚，只要周琅站稳了脚跟，马上就会北伐。可要趁周琅立足未稳去收复江南，一群文臣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做不到。
朱珪是跟周琅交过手的，周琅手下火枪兵有多厉害他很清楚。但不谙军事学的朱珪，还看不明白周琅的軍队是以火器时代的军事理念组建起来的，强是强在理念，朱珪只能看到较为表面的东西，主要是武器和军纪方面。
于是他立刻重建北京的火器部队，新建了神机营，这样在北京有有了健锐营、火器营和神机营三大火器营。
淘换那些几十年的陈旧武器，让北京的作坊用好料打造新火器。朱珪虽然尝试联络广东的洋人没有成功，但周琅上次进攻北京，还是遗落了一些武器的。尤其是几百门步兵炮，都送给了和珅当礼物。北京有中国最强的手工业制造能力，技术水平足以仿造这些武器。无非是火绳枪跟燧发枪的区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