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熥站起来，在屋内踱起步子。
允熥不知道蹇义到底是猜到了他的心思，还是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允熥确实是想增加对于五经的考核，削减四书的分量。
四书，是由《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和《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合辑在一起的统称，由南宋大儒朱熹汇辑刊刻，从此广为流传，名声鹊起。
而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本先秦、甚至西周时期传下来的国学经典的合称。
《论语》大多数人都学过，篇幅不长；《大学》《中庸》本身就是从《礼记》之中摘录出来的文章；孟子字数稍微多一点，有三万多字，但是比起五经来说还是少很多。
四书所讲的大多数内容，是关于做人的道理，基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从理论上讲，一个人如果能够达到四书中的标准，他就可以称之为圣人。如果所有通过科举考试为官的人都是圣人，允熥就可以带领大明的百姓向共产主义迈进了。
问题是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成为君子，够上圣人标准的更是百年一遇，同时四书除了做人的道理之外不教实际问题的解决，所以对于增强官员的办事能力作用不大。真正能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人只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是吹牛逼而已。
而五经不同，五经涉及面广，《诗经》是诗，《尚书》记载的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周易》是可以用来摆摊算命的哲学书，《春秋》是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根据历史记载编写的春秋时期的历史。
可以说，在封建时代，一个统治者应该知道的一切事情都可以从五经之中获得，即使是打仗都可以从《春秋》中寻找例子。
所以允熥已经决定提高五经的重要性。
并且，五经重要性提高还有助于允熥已经决定正式开始提倡的儒家新思想普及。
虽然后世的儒家将五经算作了儒家经典，但是实际上除了《礼记》是真正的儒家经典以外，其它的都和儒家其实关系不大，只是‘算’作了儒家经典而已。
除了《礼记》以外的其它四经，是华夏民族从西周甚至商代开始就传承的民族文化，其包罗万象，是华夏民族文化真正的根，岂是区区儒家可以代表的！
到了宋代，儒家文化已经有些走进死胡同，程朱理学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在宋代后期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核心观点之一的‘存天理，灭人欲’，很快成为了束缚社会发展的玩意儿，严重阻碍了历史发展进程。
所以允熥决定提倡儒家新思想，虽然他自己现在都没有想明白儒家新思想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包括什么内容，但是先把旗号打出去，自然会有真正的儒学大家投靠他，按照他的意思来确立这个儒家新思想包括什么了。
而东方人一向不直接谈创新，都是托古改制，扶桑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打出的口号还是‘王政复古，尊皇攘夷’，可见托古改制在东方是传统。
既然是儒家托古，那么自然是把五经这种‘算作’儒家经典的书籍摆出来，从中寻求证据最好了，即使是那些顽固的理学份子也没有话说：孔圣人都认为这五本书非常重要了，他们敢说什么？
允熥已经决定，今年的会试经义这一场的题目多从五经出题，少从四书出题。反正五经也要求他们都会。
当然完全取消四书也不好，元末的皇帝和朱元璋之所以选定了四书为标准考试用书也是有道理的。
四书字数少、好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四书因为字数少所以贫困家庭的孩子也买得起，使得科举考试更为普及，更多的普通百姓家庭的人有了希望。
所以允熥最后决定：经义一场，从下次开始，乡试、会试、殿试取消四书考核，只考五经；考秀才的县试、府试、院试保持不变。
至于为人所诟病的八股文，它只是一种写文章的格式，就好像现在高考议论文的三段论一样，其实不太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考试内容。
科举考试还有一点为后人所诟病的就是对于策论的不重视了。但是这也是有缘故的。
文章的好坏评定是主观题，没有一定的标准，全看阅卷人的考量。而全国这么多的省、府、州、县，皇帝就是再牛逼，也未必每一次考试的主考官的思想都和皇帝类似。
而思想与皇帝不一样的官员当然不会录取和自己思想不同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和皇帝思想的人不会被录取。
但是这个问题历代的皇帝都没有办法解决，最后的决定就是：只重视经义，不重视策论，防止各级考官专门录取上来一帮和自己唱反调的大臣。
允熥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乡试无能为力。可是会试三年一次，就在京城，允熥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今年的会试允熥决定增加策论的分量。
思量已定的允熥马上对四辅官说道：“诸位爱卿，朕对于今年的会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