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各部兵卒，特别是凉州军兵卒的变化，皇甫嵩自然有所察觉，一番思索，其第一时间，派人招来伏泉，商讨安抚事宜。
接到传令，伏泉当然也是猜出几分皇甫嵩传召自己的用意，他也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当即喊了身边数人一同前往皇甫嵩所在的下曲阳县县署。
只是，伏泉的心中，也是有几分揣测，按理这安抚诸军，皇甫嵩一人前去就可以了，以他如今槐里侯、冀州牧的声望，诸将肯定更信服他才对，自己这个副将虽然有着战功和资历，但是其实去了也插不上什么话。
前番自从皇甫嵩被朝廷封为冀州牧后，因为天下各地抽调而来的汉军，尚未封赏，依旧云集下曲阳县城，其本人也未往冀州刺史部的治所邺城，而是一直呆在下曲阳县城处理州内公务。
这也苦了下曲阳县城内的一众官吏，州郡最高长官在这，他们这些刚刚在汉军平定太平道黄巾蛾贼后，才被选拔来下曲阳县城上任的官吏，自然不敢大意，对皇甫嵩照顾周到之极，生怕惹怒了这位大汉名将的直属长官。
后世很多人会曲解州牧制度，甚至传出了刘宏允许刘焉重开州牧制度，造成了汉末诸侯混战的主要原因，其实这是错误的。
州牧制度自古有之，其名自前汉成帝绥和元年十二月，“罢部刺史，更置州牧”时，便已有之，此为汉代州牧之设的开始。当时丞相高陵侯翟方进以为：《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乃奏罢刺史，改制州牧。
其后至哀帝建平二年时，阳乡侯朱博在为御史大夫时，仍奏复刺史，因此复改为刺史，到了元寿二年后，又复为州牧，王莽时也依旧置州牧，期间州牧制度一直沿用到本朝光武帝建武十八年。
光武帝刘秀因为天下已定，需要削弱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减少州郡长官权利已成必然，故而下令“罢州牧，置刺史”。但刘秀依旧置刺史十二人，其制比西汉稍异，不过从称谓上又恢复了西汉武帝时的叫法，直到如今，平定太平道后，大汉又重复有州牧之设。
此时虽然大汉依旧使用刺史之位，但并不是说不置州牧，一般而言，非重大特殊情况，朝廷依旧会用刺史之位治理一州。然而，太平道黄巾蛾贼祸乱天下，差点覆灭大汉的江山社稷，冀州为太平道谋反主谋张角三兄弟的大本营，若以刺史之职治理冀州，明显欠缺力度，因此此时皇甫嵩便因时而宜，被大汉朝廷授予了冀州牧之职。
至于以后刘焉建议开设州牧，只不过是为了明确了选用列卿、尚书担任州牧的建议而已，当然刘宏自然也知道完全使用州牧治理一州的弊端，因此初期，刘宏在批准“重置州牧”后，先后也只是批准三个州牧，而不是把州牧的权限全部开放。
这其中，也只有刘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刘虞为幽州牧而已，相对于大汉天下十三州，他只设置了三个州牧，而且其中两个是汉室宗亲，可见刘宏对此事是非常谨慎的。当然，后来刘宏病危前，封董卓为并州牧，令其将所属兵马交给皇甫嵩统治，那也是刘宏看出了羽翼丰满，兵多将广的董卓的野心，下诏明为升官，实则为了剥夺董卓兵权的明智之举。
只可惜，计策虽好，刘宏却是没耗过时间，早早死了，而刘宏死后，中央朝廷无人镇压，大汉所置州牧，可以说并非中央朝廷愿意封的，甚至很多人的州牧职位，都是自封自领或者别人请奏的。
到了下曲阳县官署，见了皇甫嵩，皇甫嵩也不废话，当下别说明召唤伏泉意图。
“流川，凉州生变，下曲阳外大营诸郡兵军心有异，唯凉州兵最甚，今日仆欲安抚其众，不知汝可愿往乎？”
伏泉闻后，不假思索道：“此吾本职，岂敢推辞！”
“善！”
皇甫嵩大笑一声，随后便令人备马以及犒军所用酒食，他将与伏泉同去城外汉军大营。汉军前番攻占下曲阳县城后，刚开始几日，都在城内把守，后来情势安定，皇甫嵩害怕兵卒久呆城内出现事端，便令全部汉军，除了那些大战中伤残的兵士，还有留一些必要的戍守兵卒在城内驻扎外，其余汉军人马皆返回城外驻扎了。
此时已近十二月，天气寒冷，今年又提前冷的异常，就连伏泉自己都裹起来厚厚的狐裘，更何况城外的汉军大营了。聚集在此的天下诸郡兵马，也因为天气原因，少了许多平日常有的操练。许多兵卒，都裹着皇甫嵩四处凑齐的厚衣，在营帐里升着火炭，喝着温酒取暖。
其实，按道理，太平道黄巾蛾贼平定，即使朝廷一时之间，不能明确封赏，但也可以让这些汉军提前返回原籍，日后再行封赏也不迟。
按这情况看来，正月之前，朝廷的封赏必定到冀州，至于原因，自然是要让诸郡兵马回家过正旦，和亲人团聚。当然，如果这些汉军里，如果有被朝廷抽调去凉州平叛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因是临时前来，并且皇甫嵩事先也没有通知军营中兵将，所以到了军营，随着皇甫嵩一声令下，汉军军营里便响起了集结的牛角号和擂鼓之声，无数或睡下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