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自前汉文帝以来，便已有之，至今，有军屯与民屯之分，但军屯为多。
军屯其意是以军队戍边屯田，寓兵于农，军屯养军，边防屯田，自给自足。此方法一则可解决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之下自力更生的难题，二又可使兵力在守防时亦不白花人力，可谓是一举两得的构想。
前汉文帝时，晁错就曾建议“徙民实边”，至武帝时，击败匈奴后，名将赵充国建议屯田於边防，戍卫与垦耕并顾，以给养边防军。此法一直沿用至今，大汉三边之地，皆有边塞戍卒屯田，所有屯田的构想与实施都只限于避免从异地长途运输粮食，解决边境守备军队之需。
至于民屯，便是政府组织无地流民屯田，开荒土地而已，不过随着中原土地渐渐早已被开垦，边塞土地一则不为政府重视，二则多交由胡人牧马守边，渐渐鲜有。
伏泉在朝堂上建议的屯田之策，其实并不算新颖，而之所以百官公卿震惊，却是因为伏泉所开口的第一句话中，所提及的假贷汉军缴获的牛马给招募的无地流民屯田。
毕竟，对于满朝文武公卿来说，这些缴获的的牛马，其实都应该是大汉朝廷用来贩卖，填补朝廷亏空的。虽然，自从刘宏开了西邸，他们也不知道朝廷现在有多少亏空，但无疑不可能将这些牛马赐给那些无地流民。
终究肯远赴千里，去塞外屯田的人终归是少，就算是朝廷，也多是是强制让那些罪犯兵卒去军团。而且即使是有人，朝廷也假贷给他们，但是那些塞外苦寒之地，谁能保证那些无地流民能还清债务，并且如果能还清，也不能确定要多少年能还清。毕竟，打仗是要花钱的，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对于大汉朝廷而言，显然解决燃眉之急更重要。
更何况，许多缺钱的百官公卿早就盯上了这批汉军缴获的牛羊马匹很久了，在他们看来，朝廷除了挑选一些精良的马匹充入军队以外，其他的牲畜都应该是拿去卖钱的，到时候如何买卖自然是他们这些官吏该做的，只要上下一倒手，他们的家产肯定会有不少。
想想看汝南袁氏为什么能够崛起那么快？
除了其中有几代人的名望积累的原因以外，更重要的是有当年袁家让袁赦自宫，入宫帮助汉桓帝刘志扳倒大将军粱冀，最后由袁氏族人拍卖粱冀家产的原因。
因为，当年粱冀被桓帝设计政变倒台，粱家家产最终由袁氏族人袁腾拍卖，所得却仅仅只有三十余亿钱，相当于东汉帝国政府的半年税收，为此桓帝还特地免除了全国百姓下半年的税收。然而，粱家的全部资产，如果认真清算的话，当不下一百亿钱。
毕竟，相对于梁氏外戚家族执掌大汉二十余年朝政，以他们一贯压榨豪强、盘剥百姓的历史来说，总家产只有三十余亿钱，实在不能算多。
想想看前汉哀帝时，佞臣董贤受宠得到高位不过三年，倒台后政府清算拍卖其家产，便就得到四十三亿钱。
如果这样对比，仅仅就拿梁家前后出了三位皇后，六位贵人来说，仅她们拿到的大汉皇帝的聘礼一项，依礼就至少应得八万四千斤黄金，约合八亿四千万钱，而如果在加上彩礼钱的话，仅此方面，收入就肯定超过十亿钱。
再说梁氏一门，公、卿、守、将等俸禄达“二千石”以上级别高官多达四十余人，其中包括四位万户候，三位县侯，七位命妇，仅每年的合法收入就超过三亿钱。
当然，粱家真正暴富的，应该是在粱冀掌权的那二十余年，毕竟粱冀可是被称为“跋扈将军”，甚至连皇帝都敢毫无顾忌的下毒毒死的家伙。在这段时间里，拥有权势的粱家还研究出了一套效率极高的敛财本领，当时粱家一党，派遣门客四处游走，把全国各地的地主富商全部登记在册，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构陷他们，将他们以及家属关进牢狱，严刑拷打，直到把钱财尽数供出以求活命，其中这些富商中有舍不得几世积累的财富的，就活活因此被打死。
这之中有个叫土孙奋的，以有钱和吝啬而远近闻名，粱冀正好家里有辆马车没用了，就把这辆车以华贵马车的价格卖给土孙奋，原价七千万，卖他五千万，但是土孙奋怎么打量也不值，只愿出三千万。粱冀因此恼羞成怒，勾结郡县长官，说土孙奋老妈偷盗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没收土家兄弟资产一亿七千万，并把全家人逮捕入狱，折磨致死。之后那些钱，大半都落入粱家手中，而像土孙奋这样的事情，还不在少数。
因此，无论如何低估计算，就算粱家过着华贵奢靡生活，梁家的合法总资产都理应在五十亿钱以上，如果再算上各项灰色不合法收入，梁家的总资产恐怕最低不下一百亿钱。然而，到了主管清算拍卖粱家资产的雒阳令袁腾手里，粱家这自东汉立国以来，便崛起一百多年的皇亲贵族，其家产最终却只卖出了三十余亿，这不得不令人咋舌。
自此以后，本来只是出了三代三公，并且前两代三公袁安、袁敞都是以清廉的汝南袁氏，彻底成为此时天下第一门阀，并且是唯一一个非皇亲国戚的门阀家族。甚至像马氏、郭氏、阴氏、窦氏这些从东汉开国，便是皇亲国戚的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