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要禁欲的，陈蕃闻之大怒，知道这赵宣是要以孝名骗郡署一个孝廉名额，便立刻追究他的罪行。
由此观之，这大汉所谓的名士，有多少滥竽充数之辈，真是难以想象。毕竟，史书留下笔墨的名士和现在庞大的“名士”集团相比，基数实在是太少。也因此，坊间巷陌，时人常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和“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便有对此深深的讥讽之意。而本朝名士王符在其所著《潜夫论》里，于《考绩》一篇有言，“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也是为了揭露此时大汉选拔官吏的弊端。
伏泉对此也是早有耳闻，不过他因为家世缘故，是不是举孝廉出身反而对他意义不大，因此也就没有太多关注，就像现在他不照样只凭着皇帝宠爱，没有靠着正统官途从而做了大汉一郡太守吗？
然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今做了太守，伏泉也是要好好正视这举荐孝廉一事了。其实他的心中也是有人选的，自然和其他抬手一样，第一年为政要安抚地方豪族，举荐郡内豪族子弟的。只是，因为前来和他拉关系的豪族实在是太多，他无法轻易选择再加上想着刘坚怀孕一事就一直拖着，也就是这样，直到现在，他必须要做个选择了。
孝廉是大汉国最为重要的入仕方式，自汉武帝以来，察举一途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亦成为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但鉴于各郡国人口多少不同而名额相同造成的不公平，故至本朝汉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人口满一百五十万的郡、国一年举荐六人，百万为五人，八十万四人，六十万三人，四十万二人，二十万一人；人口不满二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人口不满十万，每三年举孝廉一人。
当然了，以上这些都是对于内地州郡而言，益州亦属其列，但对于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大汉鉴于边郡特殊情况，则另订优宽之制。在永元十三年，汉和帝又下诏，对于幽州、并州、凉州这三边的边郡地区，因这些边郡人口稀少，有所优待，规定人口满十万每年即可举孝廉一人，五万以上，不满十万人，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五万以下，则每三年举孝廉一人。
巴郡在板楯蛮作乱前，在册人口有百余万人，不过一场叛乱，百姓流离失所，或死或逃，伏泉平乱后初时治理巴郡时，核查郡内竟然只有六七十万人。当然，这些肯定不是全部人口了，毕竟战乱，有的百姓会躲藏山林，有的会远逃他郡，等等不一而足，到了去岁岁末，各地逃难回乡的百姓也都回来了。再次核查人口之后，郡内在册之人这才有近九十万人，想来不会再增加了。
至于那些在册失踪的人口，伏泉却是不会再去寻找了，他知道找也没用，这些人失踪无外乎两点原因，一方面死于叛乱，另一方面便是成为了黑户了。而成为黑户，种类也很多，可能是因为战乱，生活困顿，不得已依附豪族，成为豪族奴仆私兵，也可能是就此投奔外郡亲属了，不愿再回故乡了，又或者就此隐居于山林之间，等等不一而足。
一场郡内的小小叛乱，便有十余万人不知所踪，想到未来那波及大汉江山的黄巾暴乱，想到汉末那几乎岁岁征战的军阀乱世，怪不得汉末人口能从桓帝时候的近六千万人，下降到三国时候只有数百万人的境地，战乱真是其中祸首之一。当然，这其中还有那瘟疫、自然灾害的缘故，总之天灾人祸之下，死多少人也就不奇怪了。
言归正传，巴郡如今在册近九十万人，所以按理伏泉手中应有四个孝廉名额。想来想去，伏泉先给郡内宕渠县王氏子弟一个名额，这名额也是应有之意，倒不是因为他和这宕渠王氏关系密切。相反，他和这王氏也就是初到巴郡巡视宕渠县时见过几次面而已，属于泛泛之交的情分，真正让他决定第一个给王氏子弟名额的却是自己手下的王商、王谋二人。
众所周知，王氏是益州大姓，几乎州内各郡县都有王氏豪强，只是发展的有大有小而已。当然这些不算什么，真正让伏泉决定给王氏子弟名额就是因为这些益州的王氏子弟几乎都有远亲关系。而王商、王谋为自己奔波劳碌，尽心尽力，而且也私下和自己提过此事，自然为了照顾自己手下，也有和地方豪族表露合作之意，这第一个名额自然是给王氏了。
至于第二个名额，伏泉却是给了巴郡临江县的严氏，如同王氏一样，也是为了照顾他手下，毕竟自己那位虎将严颜可是出自临江严氏。当然，伏泉此时给这名额也是为了安抚严颜，毕竟前番自己讨伐甘宁时，因为严颜出身临江的缘故，担心其背后的临江严氏与临江甘氏有所牵连，所以并未带这位临江的地头蛇前去。
不过，事实也正和伏泉想得一样，甘宁能在自己讨伐前后，给自己带来那么大的麻烦，除了甘氏的缘故，里面也有其他豪强的影子，严氏也不例外。想来是他们同属一地，本身就有牵扯的原因，对此伏泉也没有追究的意思，追究又如何，最终也只会让自己和严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