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执是赵泽勇一手建立的云南大学第二期学生，社会经济学毕业，学习成绩是没得说，毕业后就留校做了讲师。
现在联省最高学府非云南大学莫属，因为联省现在就只有两所大学。另一所昆明理工是张澈在任的时候建立的，不过那所主要偏向理工科，张澈对云南大学的人文气息太浓重有些看不上。
云南大学建立的时候，聘请了大量的留洋人员，建立过程倒是难度不算大，因为中国有大批的留洋学生，他们回国后并不一定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对这些人来说最好的工作无非是去政府或者去大学教书，这两个工作都不太好找，因此在人才奇缺的民国反倒出现了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海归这也算是怪事了。
究其原因无非是民国培养大量的自己不需要的人才，同时这些留洋人才也看不上普通的工作，大有高不成低不就的架势，这才造成了大量人才浪费的情况，好在能留洋的人大部分家境都不错，不工作也饿不死。所以云南一办大学，很快就招募到了足够数量的海归，但不是每个海归都是合格的人才，面试的时候淘汰了一大批，试用时候又淘汰了一批，开学之后历经几个学期每学期都在裁人。当然裁人的时候，也一直在招聘，一直在调整，好在教学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不但一直选择人才，而且因为只有两所大学所以云南大学经费充足，可做大量的研究，也可以花费大力气翻译国际上的最新知识，时刻保持跟国际学术界保持一致。在学生方面，因为云南早早落实了义务教育制度，生源十分的充足，所以可以采用严进严出制度。招生的时候。就选得是全省，甚至滇桂川黔四省最拔尖的人才，进了大学后，又施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可以说每一个出去的学生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
在这种情况下曹执能够脱颖而出，并且留校足以说明他的能力了。
曹执留校后，从讲师开始做起，之后慢慢开始申请到了一笔资金，自己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研究的就是社会经济问题。此人在学校期间接受了大量的世界最新学术思想。其中甚至包括苏联学术，当然此时苏联的计划经济还没开始，而曹执也不认为国有化是发展经济的布尔良方，只是对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颇多论述，放在后世算是一个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者，只不过此时思想还不够成熟，因为连凯恩斯现在还在拼命崇尚自由经济呢。
去年曹执拉到了一笔赞助，带领自己的几个学生远赴西方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先后走访了英法德荷兰比利时等八个欧洲国家。跟各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讨论，并且对西方数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回国后曹执把云南社会跟西方社会进行了科学的深度的对比研究，在文化流传深度，信息交流速度。交通、教育、政府职能健全程度、医疗发展等领域进行量化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云南跟意大利较落后的西西里岛地区的社会发展度相近。
这篇研究报告发表在了科学刊物上，赵泽勇偶然拜读到。结果就对曹执的研究方式留下了印象。后来又先后读到了曹执数篇论文，一下子就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因为赵泽勇一眼就看出了曹执的凯恩斯主义雏形。赵泽勇知道。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大行其道，主要国家纷纷采用了这个理念，最先采用并取得成果的应该算是美国，美国在1929年经济危机后，罗斯福新政的主导思想就是凯恩斯主义，而中国改开后其实施行的也是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该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而不是放任自流，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于是赵泽勇认为自己身边应该有这么一个懂行的人帮自己分析，所以就把曹执从学校请到了政府中来，顶替了王崇阳走后的空缺做了自己的秘书团队秘书长。并且还让曹执担任自己的经济顾问，让他调研制定出一份详细的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式来。同时也有锻炼曹执的目的，毕竟更接近决策机构，对他的学术更有帮助。
曹执到了自己办公室后，赵泽勇跟曹执诉说了自己的意思，表示以后各个秘书处的文件除非特别重要的，各个秘书组长自己分门别类熟悉了就好，每周向自己做一份总结就好。至于那些需要自己签字的东西，除了法律文件之类的外，能减少就减少，并且下发签字权给各个部门的部长。中国不需要完全照搬美国政府的模式吗，美国人一个州才管多少人，中国一个省有多少人，更何况赵泽勇的工作范围在不少方面可是完全超越了一个省的。
交代了曹执革新工作流程后，下午赵泽勇还是要接见不少人。
跟北洋政府的沟通，主要有两点，北洋政府打算给赵泽勇统治滇桂黔川一个合法的身份，一个类似四省巡阅使之类的官职，赵泽勇拒绝了，开玩笑，自己现在的身份法理上可是民选的，接受了北洋的任命可就等于承认北洋了，那法理上可就成了北洋的下属，今后名义上得听北洋的，必然就把北洋的敌人接过来了，日后广东方面可就要跟赵泽勇死磕了。
赵泽勇可是知道三年内北洋政府，可就要被广东革命军打的一败涂地，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这时候自己怎么可能还登上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