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港生这个问題提得很宽泛。高明想了想才说：‘阿生。这个问題比较大。其实我并不赞同民主体制要好过专政体制这个论点。只不过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是民主的政体。你才有此一说吧。’何港生点点头说：‘是啊。事实胜于雄辩嘛。难道不是吗。’
高明说：‘事实胜于雄辩。这个话讲对了。那我们就看看事实吧。我先请问一个问題。一个公司用一种体制经营了几百年。而另一个公司用另外一种体制经营了几十年或者几年就赶上了那家百年老店。你说这两种体制那个更好呢。’何港生说：‘从效率的角度來讲。当然是第二个公司的体制更好些。但这毕竟是一个假设。而且用在国家的体制的例子上也沒有这样的先例啊。’高明笑着说：‘阿生。虽然我读的书也不是太多。但这样的例子却也知道几个。比如二战前的苏联、日本、德国的短时间崛起都是沿用的专政的体制。苏联从一个农业国经过了两个五年计划就脱胎换骨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并依靠这样积累下的工业基础打败了横扫欧洲大陆的德国。而德国从一战后就欠了一屁股债。还被限制发展军事工业。但在希特勒的强权专政下又在十年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击败了民主体制的西欧各国。日本就更不用说了。在天皇的强力统治下以那么贫乏的国土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横扫亚洲。这哪个不是专政的效用呢。如果这些国家也象英美一样在民主的体制下经营几百年后再崛起。换做是你你会选哪个呢。’
何港生想了想说：‘那到也是。但这会给本国的人民带來巨大的灾难啊。比如德日。’高明说：‘这要分两方面说。如果他们的崛起并不用來侵略。而是专心发展本国经济。就牵扯不到战争的问題。刨除了战争的因素。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体制是更有效的。这一点也有很多沒有把发展用于战争扩张的例子。比如现在的亚洲四小龙。除了香港。其它三个的发展不都是通过专政的方式來迅速完成的吗。’何港生说：‘但那毕竟少了很多自由啊。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为代价的发展你不觉得很残酷吗。’
高明说：‘人要赶超别人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毕竟你比别人落后啊。你还想着什么都不牺牲就赶上去。那现实吗。比如一个小公司想赶超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公司。一个小餐馆想赶超一个百年老店。或是一个新警察想做到总警司的位置。你觉得这些赶超者应该牺牲一些自己的自由去拼命工作呢。还是向那些领先者一样优哉游哉地一边工作一边花很多时间享受呢。据我所知。香港的李嘉诚先生在做工厂的时候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他为什么要这样牺牲自己的享乐呢。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享乐和工作。这是个人的选择。并不能用來判断体制的好坏。即便是用同样的体制要想赶超前面的人也要付出更大的牺牲。对吧。’
何港生以前一直以民主体制为标杆。对那些专政独裁的体制很是看不上眼。高明的这个强有力的说法几乎颠覆了他以前的观念。他想反驳可又觉得高明的话沒什么不合逻辑的地方。搔了搔头想了半天说：‘至少民主国家的领袖是所有人选出來的。不象专政国家是通过少数人选出的。’高明笑着说：‘这不代表这个体制就更有效啊。看事情的好坏要看最后的成绩。而不是看他通过哪种方式。我并不觉得通过少数人选出來的领袖就会造成不好的结果。恰恰相反。这些人不是带领他们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吗。’
何港生说：‘那也不能剥夺民众在选举上的自由啊。’高明说：‘如果以国家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为代价。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最终受益的还是民众。’何港生摇摇头。虽然觉得他说的无可辩驳。但还是不能接受他这个说法。却在嘴上又沒法讨得到便宜。只好梗着脖子。一付不服的样子。
高明看他心里仍不信服。笑着问道：‘阿生啊。我请问一下。你们警司的升迁是由少数人决定的呢。还是由所有警员民选出來的呢。这样选出的领导体系有效吗。还有。你看看世界上所有的那些股份公司。他们的领导是又董事会决定的呢还是有所有员工选出的呢。他们这样选出的领导体系有效吗。如果民主选举的方式那么好。为什么那些精英们不走员工选举的一条路呢。’何港生更沒话说了。憋了半天才说：‘那是公司啊。和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高明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公司和治理国家的道理都是大同小异的。那些世界级的大公司可比有些小国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一点不差呀。难道他们大到一定程度就改用全员民主选举的方式吗。如果是那样。那么大到什么程度就要改制了呢。香港警司的领导是由少数人决定的。英国警司的领导比香港大得多多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大英帝国的警司的领导要由全体警员來民主选举呢。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
何港生这下彻底无语了。喝了口酒。闷声不说话。高明接着说：‘所以说。每个体制都有它的好处和缺陷。比如这个少数人决定的公司领导和警司领导。为什么他们这么有效呢。因为参与到选择接班人的这个团体都是对组织有着透彻的了解。他们比大多数人都知道谁更胜任对吧。而那些普通的警员怎么可能了解到谁更胜任呢。一个刚出警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