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妈的!死?我怎么会死!我回头看了大嘴一眼。说：“大嘴。你急着戴孝帽子是不是?我死了你就成孤儿了你就自由了是不是?”
大嘴咧咧嘴。说：“哥们儿。你他妈的跑哪儿去了?这些哥们儿想你想得头都痛了好几天了。你老婆说你可能是死了。车间主任怕你真死了。就叫我们出來找。你想想你要是真的死了。车间主任不得吃不了兜着走。走。刘风。跟我回厂里去。”’
好马不走回头路。我怎么能回去?我说：“大嘴。你怎么也叛变了?你回去吧。就说我真的死了。”
大嘴呲着牙。吐口脏痰说：“不行。你还值五百块钱呢。车间主任说谁找到你奖谁五百块钱。这个奖金我得要。”
这使我想起了国民党反动派悬赏过的无数革命先烈们的头颅。当然我的头颅比他们的头颅便宜多了。我们厂已经好长时间沒发过奖金了。五百块。不要白不要。
我说：“回去行。不过奖金咱一人一半。”
大嘴想了想。说：“好。二百五也是白捡的。只要你回到厂里。我拿到奖金。你不是可以再走吗?”
这主意不错。我就跟大嘴回了厂。
车间主任见了我就像见了他亲爹一样。把门一关怕我再跑了。他先叫大嘴去叫劳工科科长和工会主席。然后就看着我不说话。
不多会儿。劳工科科长和工会主席來了。
“刘风。你害得我们好苦。”车间主任说。泪都快掉出來了。“我又沒赶你走。我哪里对不起你?”
我知道他这是想推卸责任。自然就不会放过他。
我说：“你不赶我我能走?这些日子我一天到晚像个沒娘的孩子到处流浪。做梦都想回來。可是一想到你。我就不敢回來。”说着。我把目光投向劳工科长和工会主席。“各位领导。你们可要给我们工人阶级做主呀。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呀……”
劳工科长和工会主席显然被我的话打动了。科长不满地看了眼车间主任。说：“小刘。有什么问題可向厂里直接反映嘛。走总不是办法。”
我低下头。轻声地说：“我不敢呀。他总是打击报复。”
车间主任这下真的要哭了。用乞求的目光注视着我：“刘风。说话咱可得凭良心。我不过是想吓唬吓唬你。”
良心?良心值五百块钱吗?你那时候怎么就不要良心了?
“我从小胆就小。”我说。“领导。我现在神经衰弱。偏头痛。晚上睡不着觉。都是叫他吓的。”
劳工科长站了起來。对车间主任和工会主席说：“好了。今天就不要再说什么了。你们负责把刘风送回家。”又转身对我说。“刘风。以后不要再干这种傻事儿了。先回家。明天直接到厂部來。要相信组织。”
我终于被他们送回了家。
与车间主任不同。赵红一见到我就像是饿虎见了兔子。朝我猛扑过來。“刘风。你这死不了的。”她尖叫着。在我身上又踢又咬。“你还回來干什么?死在外面算了。告诉你吧。孩子我都改姓了。姓赵了。”
我沒有躲闪。任她发疯。我还得让他们知道我在家里也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想孩子姓什么不是重要的。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就像是我在一块地上种了庄稼。就该由我來收。
赵红累了。喘着粗气说：“这日子沒法过了。我要和他离婚。”
这话真说到我心眼里去了。但是。我明白。谁先提出离婚谁就在道德和财产上沾不到便宜。我就装出很可怜的样子对工会主席说：“主席。我不离。你可要给我做主呀。”
工会主席发现再在这里呆下去不会有好戏看。就说：“赵红。先不要着急。刘风回來了是好事。日子还是要过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哪能说离婚就离婚?”点送走了车间主任和工会主席。我就把房门关上了。一把捞过赵红。冲着她的肥腚就是一脚：“离婚!”说着。又在她的肉脸上打了一巴掌。“我等着法院的传票!”
赵红看着我变形的脸。哭都沒敢哭。
7
我走了。从此我就又失踪了。
我长这么大还从來沒想实心实意地帮过一个人。当然天鹅除外。我对自己的这种想法也无法解释。
我找來王小东帮着搞装修。连工带料折合两万元。钱先赊着。我打了借条。一年后加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一次还清；我又跑到张大嘴那里说我丈人重病住院需要交住院费和手术费。你不能见死不救。并说车间主任的那五百元奖金都归他以后他才借给了我三千元。这钱用來购置桌椅板凳咖啡具。
一个月后。天鹅咖啡厅开业了!
一听这个店名知情人就知道是我起的。因为里面夹杂着浓厚的感**彩。咖啡厅的门面是按我的意思设计的。门上方用霓虹灯管作了两只天鹅。一大一小。缠项环颈。我就像当年为天鹅**上的两个黑痣命名一样。也作了精采的描述：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