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风，你在想什么?”天鹅问。
“钱。”我随口说道。
天鹅不作声了，坐在沙发里，手指无意识地在茶几上乱划着。我惊奇地发现，她画了一个大元宝。
“这真是个十分可爱的东西。”我说。
“越是可爱的东西就越不容易得到，你说是么?”天鹅说。
“就像你。”我说。
天鹅看了我一眼，眼帘垂下来盯着自己画的元宝，说：“在你眼里我现在恐怕不如它可爱了。”
“女人和钱对男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我说，“有了钱，男人可以得到女人，有了女人却未必能得到钱，有了女人如果得不到钱女人也可以再失去。”
“刘风，”天鹅面有不悦之色，“你变了，这是我不曾想到的。”’
我说：“不，天鹅，不是我变了，是这个社会变了，我们应该学会适应社会，而社会绝不会去适应你，在别人都向钱看的时候，你对钱无动于衷只能说明你不正常。你不是也在想挣钱吗?你不是也感到了没有钱就寸步难行吗?你开咖啡厅的目的不也是为了挣钱吗?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
天鹅一时无语，只是呆呆地盯着茶几上的那个元宝，良久，她抬起右手慢慢地将它擦去。
“刘风，我不能说你说的毫无道理，但是人如果只为了钱活着是不是有点太可悲了。”天鹅说。
“所以中央才一再强调两个文明一齐抓，不过，天鹅，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的，有了物质才能有精神，也就是说，你只有有了很多的钱，你才会有精神文明的条件，钱多了，你可以向学校捐款，你也可以资助残疾人基金会，反正你觉着钱花不了的时候你可以干一切你想干的事。这样，你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了，如果你运气好，还可以混个政协委员当当。如果你分文没有呢?想做菩萨也没有庙呵。”我说。
天鹅像是一位小学生在听老师讲课，双眼迷惘而认真。
“社会真是个大染缸，遇见黑的想白都白不了。看来我们只有同流合污了。”她说。
“同流未必合污，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就是同流但不能叫作合污。”我更正道。
天鹅穿上大衣，说：“咱们走吧。”
“到哪儿去?”我问。
“到工商局。”
天鹅和我来到工商局个体科的时候，几个工作人员正在一起议论昨天晚上电视台播放的一个电视剧。听他们的议论好像是那个电视剧里将一名工商管理人员描写得有点对不住观众，对个体户敲诈勒索无所不为，所以他们就很有点义愤填膺的意思。
“吃饱了撑的，这些人干点什么不行?我看他们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满，对改革开放不满。”一个说。
“据说那个编剧是咱市里有点小名气的剧作家，他老婆就开了一个个体饭店。”另一个说。
“不是据说，是肯定。快活酒楼就是他老婆开的，执照就是在我这里办的。”
“那生活原型不会是你吧?”
“这是什么话，编剧么，不编哪来的剧?要是他真敢说他写的是我，我就告他侵犯名誉。什么作家啦，剧作家啦，就是专门盯着阴暗面不放，唯恐天下不乱呵！”
天鹅和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人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终于其中一个说得口干舌燥，起来倒水喝的时候才看见门口站着两个人。这使他感到很不好意思，脸莫名其妙地红了。
“你们找谁?”他问。
天鹅说话之前先笑了笑，笑的样子很使人感到亲切。
“李局长让我来的。”她说。
不知为什么，那人不敢看天鹅这张美丽的脸。我知道这是一张叫人过目不忘的脸，叫人看了一眼又想看第二眼的脸，尽管它已少了几分青春，多了几分忧郁。那人从天鹅手中接过一张条子，上面有他们局长的亲笔批示：请速办理。
“事实胜于雄辩，小姐，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一个人民工商员的光辉形象。”那人把李局长的条子放到一边，说。
我和天鹅走出工商局时，太阳已冲破云雾大放光明了。地上的雪也开始融化，化过雪的地方露出很黑的地面。
天鹅怀里揣着营业执照就像是揣着一个滚烫的火炉，她的心情是那么地欢畅，步履是那么地轻盈，以至于几乎忘记了我的存在。
我默默地跟在天鹅的身后，天鹅的心境也感染了我。
“天鹅，”我叫道，我想跟她开个小小的玩笑，“听说今天花果山上要娶媳妇。”
天鹅的脚步停下来，十分认真地看着我，问：“你说什么?”’
我依然一本正经地说：“今天花果山上要娶媳妇。”
天鹅大惑不解地看着我，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花果山上娶媳妇，”我顿时哈哈大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