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虽然出身士族门阀，然而却没有其他士族子弟“士庶对立，老死不相往来”的成见。桓温非常爱才，也重视人才、尊重人才。他可以和王猛扪虱（捉掐虱子）谈天下，也可以重用车胤（y）。
说到车胤这个人，大家或许有点陌生，但是提起“囊萤夜读”这个成语肯定不会陌生。而车胤就是这个成语的主角。车胤自幼聪颖好学，因家境贫寒，常无油点灯，夏夜就捕捉萤火虫，用以照明，自此学识与日俱增。风姿美妙，敏捷有智慧。桓温见其有才，便辟为从事。而车胤也非常争气，渐渐升迁，吏部尚书。
桓温除了提拔车胤之外，还提拔了不少中层地主阶级人才。如习凿齿，伏滔、袁宏等。其实襄阳习氏在此时只能算豪族，却算不上士族。因为习氏在习凿齿之前三代已经不出仕重要官职了。
桓温微愠，顿首道：“陈参军郡望何处？门第几何？”
陈应道：“区区不才，祁门陈氏，世代累商！”
“原来不过一介商家子！”习凿齿顿时没了与陈应说话的兴趣。随即对侍婢道：“请红珠出来！”
人说喝酒有四个阶段，甜言蜜语，豪言壮语，胡言乱语，默默无语。酒酣耳热之际，郗参军进入了豪言壮语的阶段，左右拉着人说话，侍女们娇笑着躲躲闪闪，不让他抓住。
魏晋士子风流，常常以落拓不羁，纵酒放达、纵情越礼的种种行为为荣。像阮咸“与猪共饮”，（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晋书·阮咸传》）还有“胡奴逼颂”袁宏起初写《东征赋》的时候，没有一句话说到陶侃。陶侃的儿子胡奴就把他骗到一个密室里，拔出刀来指着他，问道：“先父的功勋业绩这样大、您写《东征赋》，为什么忽略了他？”袁宏很窘急，无计可施，便回答说：“我大大地称道陶公一番，怎么说没有写呢？”于是就朗诵道：“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至于脱光衣服围着岳父遗体大笑，集体嗑药，群欢这是魏晋士子风流的直接体现。这些侍婢躲避郗超，不是害怕，也不是不想傍大款。但是想到士子的秉性，却又忍不住后怕。如果独居一室，她们自然以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可是现在，她们却害怕郗超会把她们当场“正法”。
“我家都督既有学识，亦有文才，更有武略。”陈应没有理会郗超，乘虚而入道：“我家都督开设谪仙书院，并著三书，一曰《三字经》、二曰《百家姓》、三曰《千字文》。”
徐敬宣适时将高敬宗从后世剽窃的《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千字文》递给桓温。桓温伸手接过。书册薄薄一本，并不厚。封面上用清婉脱俗的行书书写“三字经”三字，高敬宗的书法，在这个时代书法大家倍出的时代，根本拿不出手。所以这书皆是郑诗诗抄录，装订成书。下面署名正是高敬宗。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遍水陆。有虫鱼，有鸟兽。此动物，能飞走……”刚刚开始桓温只是下意识的朗读。三字一组，六字一句，简单明了，却蕴意深远。最重要的，是这些字读起来琅琅上口，极有韵律。
原本有些发酒疯的郗超听着听着原本迷离的眼神，也变得清澈。习凿齿也渐渐口味着三字经的精妙。特别是一名身穿白色的轻罗衣，宽大的衣裳，飘逸、灵动。这女子抱着琵琶踏进亭中，只觉得她妖冶艳丽不可方物，虽不及李静姝的国色天香，但娇媚之态尤有过之。
红珠原本是习凿齿最宠爱的歌伎，然而此时无论是郗超还是桓温，皆没有把目光和心思，放在她身上。这让被宠坏了的红珠，异常受伤……
看一章千字文章甚至用不了三分钟，然而桓温却足足读了将近一刻钟。
终于读完三字经的最后一字，桓温由衷的赞叹道：“此书精妙，绝非等闲。此书既出，诸册失色！”
习凿齿道：“敬宗高才，仅凭此书既可享名蒙学大家！”
“然也！”郗超道：“超以为此书，可传千古！”
桓温也是甚爱此书，越看越喜。桓温爱才，恨不得把天下所有高才全部笼络门下。哪怕陈应这个商家子他都伸出了橄榄枝，只是陈应明显没有改换门庭的意思，桓温只得作罢。
其实高敬宗剽窃三字经并没有为自己扬名的意思，他也不屑与所谓清流名士为伍。高敬宗总觉得，魏晋士子都是一帮清谈误国的家伙。他敬重谢安、谢玄、祖逖、刘琨这样的人，但对他们的所谓的“竹林七贤”、“江左八达”、“金谷二十四友”、“兰亭四十八士”等所谓清流名士却不太喜欢。
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篇《三字经》和高敬宗初入鬼蜮一样，阴差阳错闯出谪仙神医之名。而这篇三字经却让高敬宗在桓温、郗超、习凿齿有了深刻的印象。无论郗超还是习凿齿，都是这个时代清流名士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