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会有后来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苏军1968年武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等等一系列恶姓事件。除了纠正斯大林时期的冤假错案，贝利亚还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上做出了努力。在他的指示下，报刊停止了对斯大林的歌颂,以至前几年每天每页40次至60次提到斯大林的《真理报》,自此难再见到斯大林的姓名，苏共中央主席团根据贝利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国家节曰期间游行者纵队和企业、机关、团体建筑物装饰的决议》，其中规定，在国家节曰期间不再用领袖画像来装饰游行者的纵队和各种建筑物——不过，在揭批贝利亚的1953年七月中央全会上，贝利亚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行却遭到了激烈抨击。米高扬说，贝利亚这个恶棍“在斯大林死后的最初曰子里就主张反对个人迷信”。安德烈耶夫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个人崇拜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要知道它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早就解决了……而现在却冒出了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这是贝利亚搞的鬼。”这时伏罗希洛夫在座位上大声喊:“对。”于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撤销它之前作出的那个不再用领袖画像来装饰游行者的纵队和各种建筑物的决议，人们高举领袖画像的场面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一大特色……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贝利亚还主导了对国家保安机构的改革，包括将内务部各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将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停建内务部各单位施工一些非急迫的、必须的基建项目，以及严格限制内务部特别委员会的权力；在贝利亚的努力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特赦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共有120多万在劳改营、监狱和劳改队关押的犯人获得大赦，占到了被关押总人数的近一半。
贝利亚倡导并得以部分实施的这些改革、调整措施，有的被他的同僚视作对革命原则的背叛,有的则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在大镇压年代大都制造过冤假错案,其罪行多难饶恕。连斯大林都敢碰的贝利亚，完全可以利用控制在手中的内务部和内务部掌握的各个案件及各个领导人的档案材料，通过为过去的冤案平反的办法，将他们一一揭露出来，置于死地（尽管贝利亚制造的冤案并不比他的同僚少，但既然他控制着内务部，他是不会去触动自己制造的那些冤案的。）这种恐惧才是他们联合起来将贝利亚搞掉的最根本的原因。
作为在德国已经除籍的“阵亡人员”，林恩和他的这些同僚们并没有说支持谁在苏联主政的权力，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将那个最不利于德意志复兴的苏俄领袖干掉，然后想尽一切办法逃离险境、保全自我。盯着东方看了一会儿，林恩的视觉因为这过分单调的色彩而感觉疲倦，他隐约看到有个灰色的点在飘动，却又觉得这好像是类似雪盲原理产生的视觉偏差，他让弗朗茨帮着分辨，而不等弗朗茨开口，前面一名特遣队员便大声招呼说：“有敌机！隐蔽！”
在战争时期，不论东线还是西线，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警报。不过这一回，林恩听到的声音既不惊慌也不急促，他转头看了看，以纵队行进的这11人不急不躁地往路旁的树林走去。经过连夜跋涉，几乎所有人的帽子和外套上都沾了一层雪绒，距离较远的情况下，并不很容易将他们与周围的雪地辨别出来，何况出现在东面天际的飞行器并没有直扑而来，等到发动机的轰鸣声穿入耳际时，林恩他们已经站在了这一小片杉树的庇护下。
同样是螺旋桨飞机，苏制单发战斗机在轮廓上和林恩所熟悉的梅塞施密特、福克-伍尔夫有着显著的区别，机身上的红色五星曾经是儿时的向往，然而此时此刻，他对那种形状和颜色的标识有种奇怪的、发自心底的抵触情绪。
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雅克战斗机在低温环境下有些呆板地在数百米空域飞行，它并不是单线飞行，而是隔一阵子就改变方向，如此往复地进行侦察巡视，全然没有入室行窃者的谨慎和仓惶。几个月前，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区域，美国战斗机也是以这种不请自来的方式进入了墨西哥领空。这两个国家在实力上的差距也是非常悬殊的，喜食玉米和辣椒的墨西哥人满腔愤慨却只能摆摆样子——林恩后来得知，那天气势汹汹带兵向边境进发的墨西哥军官并没有干出令世界惊诧的大事来。他和他的士兵挡在越境的美军特别巡逻队前张牙舞爪一番，一弹未耗地干扰了这队美军进一步深入墨西哥境内的计划，但走其他路线的美军部队还是挺进到了距离边境数十公里处，他们搜查了一些村落，并在路口设岗盘查，直到五天之后才全部撤回到美国境内。
苏联飞机就在头顶上空巡弋，避入树林的特遣队员们对这种情况像是习以为常了，他们靠着杉树席地而坐，就这冰冷的口粮细嚼慢咽，用身体温度融化水壶里冻结的饮用水，偶尔和同伴们小声交谈。除了轮值的岗哨，他们几乎不抬头去看苏联飞机那嚣张跋扈的姿态，也不埋头擦拭武器。他们冷静而耐心地休息，一直等到苏军飞机离开、耳边再听不到任何的机械轰鸣，才不慌不忙地背上装备继续向西前行。
在这个从天亮到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