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津是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一些倭国的大商贾在摄津都长期驻守的代理人，大唐的商船一进入福原筑港，一些摄津的商贾就已经得到消息了。
倭国的商贾并没有急着找李延寿，而是跑到平谨严那里探听风声，在了解了唐朝商队的规模和货物后，而是选择了与唐商拉开距离，并不急于跟唐商接触。这下可把李延寿给极坏了，虽然大批倭商还没有赶到摄津，但是长期在摄津的倭商这时却选择了做缩头乌龟，李延寿当然已经猜到了倭商准备做什么吗？
李延寿这下再也坐不住了，急忙找到摄津几个倭国坐商（摄津开店营业的商人）打探他们的口风，麻生奈未、浅川香织、秋元里奈是李延寿在倭国摄津主要的贸易伙伴，李延寿邀请三人在一间饭馆见面，三人看在以前的面子上也不好拒绝，只好赶来与李延寿见面。
这次大唐商队的规模太大了，李延寿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不求这次能赚什么钱，只要打通这条贸易航线，并把倭国的一些商品带回江南，以江南的市场规模，还是能赚回一点的。
虽然这次李延寿已经不想赚钱了，但是要让这么多的唐商跟着自己一起亏本，李延寿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李延寿手中抓着陶盏小酒杯，酒杯中是碧绿的倭国清酒，以前李延寿最喜欢喝着清酒吃着鱼鲙，在轻松的气氛中把生意敲定下来，这才是人间最大的享受。
清酒大约在倭国公元二百五十年左右出现，在此以前倭国流行的是口嚙酒，在公元四百年左右，清酒才真正的在倭国流行起来。
纵观倭国的造酒史，其实清酒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隋唐时期倭国多次派出遣隋使与遣唐史，所带回倭国的文化中，制酒正是其中的一环，而根据倭国《古事记》记载，中国的曲先传到韩国，唐朝时再由韩国辗转传到倭国，从此倭国清酒原料中才加入了‘曲’的成份。因为隋唐文化的大量灌注，才让倭国清酒得到改良与进化，也让倭国人更重视酒的文化。
中华文化对清酒的影响有多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倭国清酒的首席酿酒师从古至今都被称为“杜氏”，杜氏一名之由来，根据倭国酒造史的考证，最有力的说法正是仿自中国酒神杜康。
在这个将酒神圣化的时代，酒与政治宗教息息相关，一般民众与清酒的距离还相当遥远……。公元六八九年，倭国朝廷正式设立宫内省造酒司，专司清酒之制造与研发，清酒的酿造体制至此完整。酒被认定为是上天所赐，因此只有皇宫、大型庙宇与神社才能酿造，倭国清酒在所谓的‘朝廷酒’时代，是至为神圣与尊贵的，与当时的中国相比，酒在中国已经是公开贩卖的商品，在倭国却遭到诸多的限制，可见当时倭国朝廷对酒的重视程度。
在倭国能喝到清酒可是身份的象征，像麻生奈未、浅川香织、秋元里奈这样坐商一年之中也喝不到几次清酒，李延寿每次到倭国都要带一些唐朝的酒送给倭商，用以拉拢彼此之间的感情。李延寿还没有说话，麻生奈未、浅川香织、秋元里奈已经自斟自饮连喝了三杯清酒，神情自若的回味起清酒的滋味。
“几位想必也知道某这次来的目的，十几年的交情，说说你们的意见，某知道你们私下已经商量过这件事情，既然大家都是在做生意，有什么想法不妨说出来”
麻生奈未在三人中岁数最大，矮胖个子，坐在蒲草垫子上宽度和高度一样长，眯缝着双眼，颌下一撮小胡须显得十分的可笑。麻生奈未伸了一个懒腰，身体微微的前倾，捡起面前的一块生鱼片沾了点芥末送入口中道：“李翁，这次唐商的货物数量实在太大了，我们这些坐商根本吞不下去，你是知道的，我们都是小本生意，几百缗还不成问题，要是一下子拿出几千、几万缗来进货，不说我们手上有没有这么多钱，就算有这么多货物一下子也消化不了”。
麻生奈未的意见基本上代表了摄津不少坐商的意见，李延寿初步估计了一下这次唐商的货物，货物总价值应该不低于四十多万缗，而以前李延寿与倭国的贸易二三年也就三四万缗，平均下来每年也就是一万缗左右。
李延寿当然没有指望摄津的坐商能一口吞下所有的货物，最大的买主还是在平安京的大行商，不过李延寿也没有全部指望这些倭商，寺院、领主也是李延寿生意的对象，李延寿只是希望这些倭商能够吃下大部分的货物，其他的货物李延寿再慢慢想办法。但是也不能小瞧了这些摄津的坐商，他们背后很可能都有大行商的身影，他们有时的态度决定了市场上货物的价格，李延寿从来也不敢小视这些倭国坐商。
李延寿还不清楚他们真实的想法，便问道：“这次可是一次做大买卖的机会，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出现这么大的商队了，俗话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某的话就不多说了，你们看这批货，你们准备要什么，什么价格才愿意出手”，李延寿已经很低声下气求三人了，只要他们出手购买货物，那么价格就能决定下来，以后的价格就好谈了。
就是因为知道这批货数量巨大，所以这些倭商才不急着出手，看看李延寿到底是什么态度。这些倭商也知道这是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