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泰新的舰队在东泽岛停留了十天，在这段时间里，吕泰新一方面帮助申建泽清理岛上的土著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损的舰船需要时间进行修复，一些伤员需要休息调养，当舰队休整完毕后，吕泰新率领着舰队向倭国九州岛进发。
倭国的九州岛并不是这支舰队的最终停靠点，原计划准备在经过九州岛时，路过萨摩、日向等地考察一番，但是现在因为风暴耽搁了大量的时间，所有商贾都希望尽早赶往倭国平安京。
这时候的平安京就在今天日本的京都一带，当吕泰新率领的舰队浩浩荡荡出现在摄津的福原筑港时，整个摄津都震惊了。这时候的倭国摄津的福原筑港在地位上与大唐的广州差不多，不过也只是在地位差不多，其他方面就根本没有办法与广州相提并论。
福原筑港外一下子出现上百艘商船，这把摄津国守平谨严吓的不轻（相当于刺史的位子），平谨严出现这么大的反应其实也不奇怪，只要我们看看倭国的遣唐使规模就明白了。遣唐使团的规模初期约一、二百人，仅一、二艘船，到中、后期规模庞大，一般约五百余人，四艘船，最多是八三八年第十八次，人数竟达到六百五十一人，这是官方记录的数据，规模之小就不难想像当时的情况。
现在回头再看看当福原筑港口外出现上百条商船时，摄津国守平谨严出现什么样的表情都不奇怪了，对于出现在港口外的商船，平谨严并不敢掉以轻心，一方面询问商船来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赶紧将这件事情向平安京汇报。
当问明来意后，平谨严并没有马上放所有商船入港，而是让吕泰新、李延寿、学僧圆载、智聪先上岸到官驿之中休息，其他的商贾只好在海上继续喝西北风了，这样事情处理时一定要小心谨慎。
遣唐使团在唐代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关州府得到使团抵达的报告后，马上迎进馆舍，安排食宿，一面飞奏朝廷。地方政府派专差护送获准进京的使团主要成员去长安，路途一切费用均由朝廷负担。遣唐使抵长安后有唐廷内使引马出迎，奉酒肉慰劳，随后上马由内使导入京城，住进四方馆，由监使负责接待。接着遣唐使呈上贡物，唐皇下诏嘉奖，接见日本使臣，并在内殿赐宴，还给使臣授爵赏赐。
遣唐使臣在长安和内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处参观访问和买书购物，充分领略唐朝风土人情。遣唐使归国前照例有饯别仪式，设宴畅饮，赠赐礼物，珍重惜别。唐朝政府除优待使臣外还给倭国朝廷赠送大量礼物，表现了泱泱大国的风度。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满载而归。
遣唐使属于倭国朝堂和唐朝堂之间的官方交流，倭国和唐代之间的民间商贸往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是吕泰新这支舰队易商易官，这可就把平谨严难为坏了。
平谨严之所以只让吕泰新、李延寿、学僧圆载、智聪先上岸，完全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四人的身份特殊，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四人了解这次大规模商船来倭国的目的。不要看吕泰新打着跨海经商的旗号，平谨严可不相信这么庞大的舰队到倭国就是为了经商，平谨严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很奇怪，主要还是倭国和唐朝之间的贸易规模实在是太小了，小到愿意闭关锁国也不感觉有什么不对，这种观点倭国和后期的明清是一样的。
平谨严将吕泰新、李延寿、学僧圆载、智聪安置在官驿之中，并热情的款待了四人：“两位大师，某已经将大师回国的消息传回了平安京，如果两位大师愿意，明天就可以送两位大师返回平安京”。圆载、智聪本来就是倭国去大唐求法的学僧，平谨严自然先询问圆载、智聪的想法，如果圆载、智聪想在摄津休养一段时间也可以，如果想马上返回平安京，平谨严当然也不会阻拦。
至于吕泰新、李延寿就不同了，吕泰新有着大唐官方的身份，如果要去平安京，必须要得到现在倭国掌权人关白：藤原基经的同意。李延寿的身份更加尴尬，如果只是李延寿一个人到倭国，按照李延寿和藤原基经的私交，平谨严会马上送李延寿去平安京。不过李延寿现在是代表整个商队跟倭国进行贸易，如果平谨严同意李延寿去平安京，就意味着同意了李延寿的商队和倭国进行贸易，这当然是平谨严无权决定的。
圆载、智聪一路受到吕泰新和李延寿的照顾，现在自己前往平安京，而把吕泰新和李延寿留在摄津，这让圆载、智聪感觉不是待客之道。圆载双手合十道：“平国守，贫僧既然跟随两位施主一同回国，理应知道两位施主是否前往平安京，如果两位施主要前往平安京，贫僧也好一同前往”。
僧人在我国的地位非常崇高，尤其是在唐朝镀过金的僧人，他们可以随意的出入皇宫大内、府衙深宅，有时甚至参与国家大事的制订。同时僧人在民间的声望也很高，他们参与民间的所有事情，不管是婚丧嫁娶，还是农桑纠纷，他们的话往往比官府还有威信，这样的僧人也是当权者笼络的对象。
倭国佛教虽然是从中国移植的，但传到倭国后逐渐倭国化了。倭国佛教国家主义色彩浓厚，最澄、空海以镇护国家为宗旨，“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