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还有帅旗，旞为帅旗，大将用，将帅旗为正方形或为长方形，一般以姓氏为画，如薛仁贵，其将旗则绣“薛”，李烨则绣“李”，但这一般可由将帅自行定夺。枿为旅旗（比军小一规模的单位），为队旗，百人以下的小部队用旆，此外，还有号旗，但这不是正式的，一般为三角旗，可作行进及列阵表演。
五色旗为五种颜色，分别代表五种方向，不得混淆，大唐卫公李靖对此有说明：诸军将五旗，各准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皂，北方，水；碧，东方，木；黄，中央，土。土既不动，用为四旗之主，而大将行动，持此黄旗於前立。如东西南北有贼，各随方色举旗，当方面兵急须装束。旗向前压，方面兵急须进；旗正竖，即住；卧，即回。审细看大将军所举之旗，须依节度。
为什么要设二百五十面旗呢？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唐代军制多沿袭旧时兵法，以军、队、伍为单位，一军为一驻地，一军设二百五十队，一队有十伍，一伍有五人，即一军人数为一万二千五百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穣苴在《司马法》对于军队的结构以及营地的驻防有详细说明：“五人为伍，十伍为队，一军凡二百五十队，余奇为握奇。故一军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队七十有五，以为中垒，守地六千尺，积尺得四里，以中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垒内有地三顷，余百八十步。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辎积皆中垒。”想必司马法对后世的军事系统影响巨大，后人皆习之。
当军队出征时，每队有一面队旗，行则引队，住则立于队前。是其大总管（兵马大元帅，唐称大总管）及副总管，则立十旗以上，子总管则立四旗以上，行则引队，住则立于帐侧。各支部队的统领分别给不同颜色的军旗，好在战场上则辨其进退。各支驻军等旗帜，别样别造，每营各别画禽兽，自为标记亦得。唯须营营自别，务使指麾分明。
古代非常讲究天时，如果在出征之时，军旗倒斜或旗杆折断，乃败军之象，兵家之大忌，但凡立旗的将士，其旌旗必须坚牢，不得倾侧，否则处罚是极其严厉的，唐军法其中的一条是：行列不齐，旌旗不正，金革不鸣，斩之。可见，旗手是相当的不好当。
古代打仗主要是靠金（锣）、鼓之声和军旗来指挥部队，鸣鼓则进攻，鸣金则收兵，军旗则代表军心及方向，将士除了要听金鼓号令外，也必须密切注意军旗的动态，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视麾所指。如有不听旗令者，亦是一个字：斩。
旗法是随着军旗而发明的，千变成化，每种旗法代表不同的阵势，李靖的《卫公兵法》有对旗法使用详细描述：诸教战阵，每五十人为队，……目看大总管处大黄旗，耳听鼓声。黄旗向前亚，鼓声动，齐唱“呜呼！呜呼！”并去声。齐向前，至中界，一时齐斗，唱“杀”齐入。……一看大总管处两旗交，即五队合一队，即是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其队法及卷幡、举枪、簇队、斗战一依前法。一看大总管处五旗交，即十队合为一队，即是五百人为一队，其队法及举幡、举枪、簇队、斗战法并依前。
作为大唐第一名将，李靖战功赫赫，其兵法自然为唐军所推崇，李靖对旗法的重视，亦可看出唐军对旗法的重视。
唐代军队常使将士按照兵书操练各种旗法，一般是于平原旷野的地方，找一个居高点，大将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十二面，角十二具，左右各树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次之，左右牙官驻队如偃月形为后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听音睹麾，乍合乍离，反复操练之，使将士观旗即知进退离合。
在唐代，私人是禁止制造或持有军旗的，大唐律法还制订了相关法条，旌旗是“犯禁之物”，如被发现，不但要没收，还要被定罪。
这些都是军队中的规矩，谁都不敢违背，更不要说是触犯了。古代战场上虽然不会硝烟弥漫，但是大军绵延数里、数十里的比比皆是，用人喊传达命令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演义小说中经常会提及一将杀入敌阵，直奔帅旗而去，斩将夺旗扰乱军心。虽然其中夹杂着诸多的小说渲染成分，但是两军交战的时候，夺旗无意决定了胜负的关键所在。
单枪匹马杀入敌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能在小说中见到。大战伊始，帅旗周围密布精兵强将，不要说一人杀入敌阵，就是几百人、上千人杀入几万人的大阵中，想夺旗都是很难的事情，除非是遇上了猪头将领，否则只能当成笑话来听了。
李烨顶盔掼甲，头戴百叶头盔，殷红的红缨随风飘摆，有护颈和护耳。身甲也有护颈。一身明光铠甲铮光发亮，身甲前部分成左右两片，每片中心有一小型圆甲片，背部则是整块大甲板。胸甲和背甲在两肩上用带扣联，甲带由颈下纵束至胸前再向左右分束到背后，然后再束到腹部。腰带下左右各一片膝裙。两肩的披膊有两层，上层作虎头状，虎头中吐露出下层金缘的绿色披膊。
李烨站在点将台上，周围是登州文武官员为李烨和出征的将士送行，旌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