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法律课继续进行，他讲到中国有句话叫“先礼后兵”，就是说办事时要先客客气气的，实在不行就要动粗了，这是告诉人们做事情的道理，其实也是中国法律实践最贴切的描述。
中国古代法律的来源，一个是礼，一个是兵，这个“礼”就是道德规范，这个“兵”指的是暴力手段，礼和兵其实都是惩罚的学问，一个是舆论操纵，一个是强制力操纵，它们的共同作用使惩罚普遍的得以铺开，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历史上，人们长期将“理”当作法律，它是人们长期的生活习惯形成的，是人们约定成俗的规则，也就是所谓的“礼”。所以在没有专门制定成文法律的时候，人们就凭借习惯处理各种纠纷，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发现用石块砸死犯人的记载，也能从希腊神话中发现愤怒的宙斯惩罚众神的例子。
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例子，周武王战胜了纣王后，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王朝，但他自己不幸早逝，就把儿子托付给自己的兄弟，然后让兄弟们管理国家，直到儿子成年有能力掌管国家，再从叔伯手中接替最高权力。
武王的一个弟弟召公是一个好同志，他被分配治理陕地以西的大小事情。正式任命后，他就带着一群好干部，带领巡回法庭下到基层，来到地方的乡邑跟民众们交流，询问他们生活的情况，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
当时地方上也没有专门接待的地方，也不兴一到地方就喝一壶的风气，召公同志过来是真来干事情的，不是来走过场的，他要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所以他就将一班随行人员集结在一起，待在一棵遮阴的棠树下，一边乘凉一边听人民诉苦，这样他分分钟把该解决的事情就搞定了，谁是对的就嘉奖谁，谁错了就适当惩罚，这样人们都觉的很合适，处理结果也很公平，大家心里都很舒服了。
召公就在这棵树下办公，不论是刑事问题、还是民事问题，总之当地的大小事都这么处理，他判定的标准就是“礼”，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形成的规范，这样召公所做的举措，无论是奖赏还是惩罚，都受到人们的情感认同，因此人们都很爱戴他。即使在召公去世后，仍然很怀念他，不肯砍伐那棵棠树，而且写诗称颂召公的工作成绩。
人民永远怀念好干部，因为他们能为人民的利益考虑，能解决人民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而且从来不吝啬对这些人致以热烈的赞扬！这里就不多说了，虽然掰着手指也能数过来，咱们继续讲法律。
早期的生活习惯和处理纠纷的案例，都为成文法律积累了原始资料，可以说“礼”是法律的起点，它比法律的强制性弱，但却更普遍的约束人的行为。后来，这一套礼固定下来后，就被一些道学者们用来杀人了，他们要把违背“礼”的人赶尽杀绝，但是他们看不到时代的发展，已经在酝酿新的“礼”，所以礼虽然是个好东西，但被坏人用放大镜一看，都是一把把明晃晃的刀，切、削、刮、砍、杀，样样都可以。
再说一下暴力产生法律的事情，最明显的莫过于战争了。大禹的儿子夏启做了部落总首领后，有些部落不服从他，他就带着军队打杀这群人，到了甘这个地方发表了一篇演说，被称为《甘誓》，告诉军队的主将和士兵，敌人背弃天理人伦，上天要灭掉他们，我现在就是执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左边的士兵要从左边攻击敌人，右边的士兵从右边攻击敌人，驾驭马车的人要保持队列整齐，不这样做就是违抗命令。听从命令有赏，违抗命令处死，而且犯罪者的家属都将被罚作奴隶。
这篇演说词就发挥了战地军法的作用，士兵们听完后想了一下，还是跟这货混吧，自己的财产和家属都在这个人控制之下，被这货拉来打仗，承担的风险还挺大，弄不好脑袋搬家，还要连累一大帮子家人。
夏启这篇“替天行道”的演说很成功，加上他在战场上又取得了胜利，所以后来的人，只要是碰上了不好的年头，扯个旗造反的人，都不再把造反看做是自己的私心作祟，而统一口径成为上天要灭掉坏人，他们是顺应上天的旨意。
暴力杀人是事实，但暴力过于血腥，人们都厌弃暴力，跟暴力靠的太近的人，都不能算完整的好人，这是普通人民的心态。所以，从暴力开始的惩罚不再是人的意志使然，而是上天在主宰人的行动，就像特洛伊战争中被众神操纵的英雄们一样，暴力血腥使人勇敢无畏，也使人发自内心的痛恨，因为这是强大罪恶的破坏力量。
狡猾的人类想出了好办法，不是人要杀人，而是天要杀人，人只是天执行杀人计划的工具，而且杀的是注定要灭亡的人，这是正义的事业。因此，从正义事业中产生法律就合情合理，也更加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天和正义就成为了惩罚学问的辅助力量，直接参与了法律的建设，也促成了过激惩罚的支持。
所以说人是强大的，而且从来不虔诚，他们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使自己的事业不至于招致失败，可以绑架所有的事物，包括人们敬畏的上天和推崇的正义。这种行为是可耻的，但只要可以带来胜利，就值得尝试；这种行为是罪恶的，只有能够避免失败，就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