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十日，帝国东征选锋军攻陷乌骨城。
五月初三，伽蓝率龙卫马军抵达鸭绿水北岸虎耳山，开始做渡江准备，而连续数日的杀戮至此告一段落。
乌骨城的大火还在燃烧，千年古城毁于一旦；乌骨城的高句丽军队全军覆没，无一存活；受庇于乌骨城的高句丽贵族、平民和奴隶死伤殆尽，血流成河，尤其叆河之上，更是浮尸无数，怵目惊心。
中土人的“报复”血腥而残忍，帝国发动的第三次东征以摧毁乌骨城为开始，对高句丽展开了灭绝性杀戮。
伽蓝的谋划成功了，他把自己的设想变成了现实，自始至终都是他在主导局势的发展，但他却把自己隐藏了起来，在他的上面有杨恭仁和崔逊，在他的前面有罗艺和王辩，功劳有他的一份，罪责却均摊了。
现在，杨恭仁必须就乌骨屠城一事，向远征军最高统帅薛世雄，向北平的行宫和皇帝，做出合理的、在道义上能够说得过去的解释。
中土人向来以“仁义”标榜自己，以“德”治天下，即便发动战争，也要寻个道义上的借口出“正义之师”，而血腥屠城显然背离了“仁义”，理所当然会遭到谴责和鞭挞。至于血腥屠城的主角，必然会被那些所谓的仁义君子们贴上“耻辱”的标签记载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皇帝发动第三次东征，无论其军事目的还是政治目的，都不能被“血腥屠城”这类严重背离“仁义”之举所牵连，一旦发生此类事件，即便第三次东征取得了辉煌战果，也会被一层厚厚的阴霾所掩盖，更会被写进历史成为一个无法洗刷的“耻辱”。就目前帝国的政局来说，“乌骨屠城事件”必将会成为保守势力从“侧翼”攻击皇帝和改革派的一个犀利武器。
杨恭仁的喜悦之情已经荡然无存。乌骨屠城是罗艺、王辩和伽蓝干的，但他是选锋军统帅，他是这一罪责的主要承担者。他会被写进历史，并被贴上“血腥和野蛮”的标签。然而，无论历史怎么写。又如何评价他这个人，都是次要的，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同样一件事。在当权者的操纵下，“刀笔吏”可以把它写成黑的，也可以把它变成白的，所以，现在杨恭仁最为担心的是他的前程。假如皇帝和行宫要追究他的责任，即便他在此次征伐中建下了赫赫战功，也将永遭弃用。
杨恭仁知道乌骨屠城的真正策划者和实施者都是伽蓝，至于罗艺和王辩，不过是受了伽蓝的蒙骗之后上了“贼船”，待他们看清伽蓝真正目的时却已经来不及跳下这艘“贼船”了。
杨恭仁暗自叹息，至此他才算真正认识了伽蓝其人。自始至终，杨恭仁都过份轻视了伽蓝。结果今天栽了一个天大的跟头。而这个跟头可能让杨恭仁失去一切。
于私，杨恭仁认定这其中有伽蓝蓄意报复杨家之意，而于公，杨恭仁则认为伽蓝的乌骨屠城的背后有着非同一般的深意，其中牵扯到了帝国权力核心的斗争。
杨恭仁清晰地记得，伽蓝曾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帝国已经陷入崩溃之危机，做为帝**人。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拯救之重任。伽蓝还拿出了一个策略，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经略东北疆。以辽东乃至幽燕为根基之地，蓄积实力。为此，伽蓝提出，想方设法把龙卫军留在东北疆，甚至劝说杨恭仁也留在东北疆。
杨恭仁当然不相信伽蓝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他认定伽蓝的背后就是裴世矩，伽蓝所拿出的策略都是来自裴世矩。假如从角度去推理，那伽蓝在乌骨屠城便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留在东北疆。
拿下乌骨城理所当然是个大功劳，但乌骨屠城是个无法洗刷的污点，杨恭仁也罢，伽蓝和龙卫军也罢，都成了众矢之的，而皇帝和中枢处置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们留在边疆镇戍，如此既做到了人尽其才，笼络了有功将士，有利于帝国国防安全，又做出了放黜惩戒之姿态，堵住了中土卫道者之口，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
如此深谋远虑，如此算无遗策，如此翻云覆雨之手段，岂是伽蓝这个西土戍卒所具备的能力？这肯定是裴世矩的谋略，而伽蓝对裴世矩的绝对忠诚和信任，让其毫无顾虑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裴世矩的谋略，结果便是第三次东征在开始之初不但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洗雪了前两次东征失利之耻，更以彻底焚毁乌骨这座千年古城和屠杀不计其数的高句丽人而震骇了天下，不但四海诸虏为之恐惧，就连中土都将在浓浓的血腥中颤栗。
再由此推及下去，不禁要问一句，这当真是裴世矩一个人的谋划？今天杨恭仁可以层层剥茧般地分析出诸多内幕，那么当乌骨屠城的消息传开后，帝国的权贵们同样可以推理出更多的秘密，裴世矩岂不成了众矢之的？裴世矩绝不会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上，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皇帝的谋略，即便不是，也是经过皇帝同意和授权实施的谋略。
如果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都是皇帝，那么杨恭仁还能做什么？杨恭仁考虑再三，无计可施，唯有陪着伽蓝赌一把了，而能否赌赢，实际上决定权不在皇帝，而在中枢裴世矩。皇帝唯政治利益至上，乌骨屠城事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