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伽蓝率军抵达涿郡首府蓟城。
蓟城位于桑干水北岸，其西南方向就是皇帝行宫临朔宫，其东北则是皇家园林北苑。在行宫、蓟城和桑干水之间有十里连营，其中有军队，有东征大本营所属机构，有屯积如山的粮草辎重，还有各式作坊和临时军市。
在通往蓟城的水陆两道，人流熙攘，成千万的民夫杂役或肩挑背扛，或推着轱辘车，或驾着马车牛车，或扬帆行舟，如一道道汹涌洪流，冲进了这座北方第一重镇。
西北马军团的将士们越过太行山的井陉要隘进入河北之后，感受最为强烈的就是这地方的人特别多。
人多，一方面是因为东征的需要，朝廷从大河两岸征调了大量的劳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的人口的确是中土最多的地区，还有就是统一二十多年了，人们安居乐业，人口自然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大道的滚滚人流延缓了西北马军团的行进速度，疲惫不堪的将士们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休息时间。
夜深人静的时候，王辩、伽蓝和军官们坐在一起闲聊，主要话题都集中在东征。既然说到东征，自然就离不开军队，离不开粮草武器，离不开给军队运送粮草武器的民夫们，于是话题就延伸开来，不知不觉就谈到中枢，谈到帝国的各种制度，谈到各种各样的现状和蕴含其中的矛盾。
学识渊博的薛德音自然成为众人的中心，众人则从他滔滔不绝的讲述中知道了很多，懂得了很多。
薛德音忧国忧民，他看到了今日中土所存在的危机，但他出自世家望族，他有他的利益诉求，他的利益诉求名义是为国为民，但实质则是维护权贵者、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初始伽蓝像众人一样用心聆听，渐渐的，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与薛德音的辩论越来越激烈，而争论的焦点就是当今中土最大的危机源自何种矛盾。薛德音认为是中枢的执政理念和所拟定的制度出现了问题，而伽蓝则认为是人口和土地的矛盾日益激化。
不管是河西、灵朔还是晋中太原，都是地广人稀，尤其西域，可以用荒无人烟来形容，但河北不一样，河北是中土文明的发源地，是大河两岸最为富裕和繁华的地域之一，它的人口数量大约占据了中土总人口的两成以，而整个大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河南和山东的人口总量加在一起更是占据了中土总人口的一半以，约为四百七十万户，按每户五口人计数，则有两千五百万人以。
二十多年前，中土三分，北有宇文氏的周国，高氏的齐国，南有陈氏陈国，其中高氏齐国占据了大河中下游地域，当时的河北河南山东和晋中等地都是齐国的领土，所以齐国的疆域最大，人口最多，大约有四百万户两千万人左右，实力最强。宇文氏的周国以关中为根基，盘驻西北，但西北地广人稀，人口最多时也不足两百万户九百万人左右。南陈占据江左，虽然地方不错，但自东晋灭亡，宋齐梁陈依次更迭，杀伐不断，人口锐减半数以，到南陈灭亡时，江左不过两百万人左右。
宇文氏周国的人口不足高氏齐国的一半，其所占地域也非常贫瘠，财富根本不能与拥有大河中下游富裕地区的高氏齐国相提并论，但最终却是宇文氏的周国灭了高氏齐国。其后杨氏篡国，夺取了宇文氏的天下，养精蓄锐七年，凭借大河南北疆域统一后所拥有的强大实力，南下渡江灭亡了陈国，结束了四百余年的战乱，一统天下。
光阴荏苒，转眼就是二十余年，中土的人口有了爆炸式增长，从三千万左右猛增到四千六百万。统一二十余年，人口增加了一千五百万左右，但土地总量的增加却非常有限，由此带来了人口和土地的深重矛盾。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大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河北河南和山东三地，人口和土地的矛盾更为突出。
河南河北山东本是高氏齐国的疆域，这些地方的人本是高氏齐国的臣民。在统一后的二十多年里，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矛盾随着土地和人口矛盾的激化而激化，这影响到了天下的稳定和大隋帝国的长治久安，于是今在继承大统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的主旨就是重新分配中土的财富。
中土财富的增长是有限的，土地就那么多，人口却剧烈膨胀，而旧制度则维护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矛盾日益激烈，这时候，必须修改制度，用制度来重新分配财富，也就是削减世家权贵的既得利益，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归结到行政制度就是削弱权贵们的权力，比如集权中枢，增设中央机构以分权，改州为郡减少地方机构，修改选官制度和爵位制度，等等；归结到财经制度就是“刮户、刮田”，深化“均田制”。
当时的民部侍郎就是裴蕴，裴蕴主持财经制度的改革，首先进行全国范围的“人口土地普查”，从世家权贵和地方官府手里“刮户、刮田”，把脱漏隐瞒的人口和土地全部“刮”出来，结果一次性就“刮”出了六十四万人口，还有大量可耕土地，然后就是深入推行“均田制”。前者直接与既得利益集团“开战”，得罪了中土的权贵富豪，后者不但得罪了权贵富豪，还因为人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