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天气晴好，额尔金勋爵从新河庄来到军粮城，前来拜访蒙托邦和格兰特两位将军，向盟军介绍近日收到的来自直隶总督方面的照会。同时，格兰特将军也向额尔金爵士通报了从军粮城外自刎的清朝大官身上找到的文书部分内容。其中有一份加盖了皇帝御印的通谕，上面号令所有臣民，不论满汉，要以各种手段，如杀野兽那样“消灭夷寇”。
通谕中指出，擒贼先擒王，额尔金作为“元凶”，人头悬赏1500皮阿斯特（约1.2万法郎，皮阿斯特是一种通货单位，民间称法国坐洋，中外流通的一种银币）；联军两主帅蒙托邦和格兰特，人头各值1000皮阿斯特（约8000法郎）。
额尔金很是不解这种做法的意义何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变成了私人恩怨吗？但荣禄解释说，这是中国惯行的做法，同时他指出这份通谕表示出慈禧太后与恭亲王抵抗到底的决心。额尔金表示赞同，他认为像慈禧太后和恭亲王这样“怀有极度仇外心态”的领导者是不值得效忠的。同时额尔金对于帮助荣禄等满蒙贵族拨乱反正更加的热情起来，的确被人悬赏头颅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而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中还是老生常谈，一直就是在警告联军，再扩大战争就意味着清军将血战到底云云。但这一次的照会末尾署名上多了一个人的名字，彭玉麟！
联军并不熟悉这个彭玉麟，而荣禄却知道他的大名，他警告联军将领，这是一个危险人物，他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特别是与兵器、战法和联军极度相似的太平军的作战经验。
对此蒙托邦和格兰特不大感冒，他们认为联军的兵力已经展开，并且得到了充足的给养。清军装备、作战方式落后，一个彭玉麟在短时间内是不能有什么作为的。但很快。他们就吃到了苦头。
3月18日，英法联军，特别是法军，正准备积极在白河上游距塘沽要塞5公里处加紧架设浮桥。事实上，蒙托邦将军坚决要在河右岸展开军事行动，他希望控制住白河，尽早逼迫清军进行决战。
他派利韦上校带一个工兵连前去那里侦察，任务是占领新河对面的一个村庄。以控制白河两岸。他们遭遇了一支清兵，战斗进行激烈，清军利用地形优势展开反击，很快法侦察队请求支援。法军炮兵中校富隆.格朗尚指挥山炮轰击，炮声一响，当面的清兵就主动撤退。冉曼将军亲率劲旅，在白河右岸扎营。
当晚，白河右岸的法军遭到了数千名清军悍不畏死的夜袭，法军在军营外并没有设置太多的障碍物，地雷也埋得很少。清军用百余头牛开道，后面跟随着大批的骑兵和步兵冲击法军营地。混战一夜，冉曼将军不得不率领剩下的人退到左岸。炮兵中校富隆.格朗指挥的山炮连队则把十二门火炮遗失在了右岸，渡过白河的部队损失了五百多人。
问询赶来的蒙托邦将军很是恼怒，冉曼将军很是羞愧，他们都没有料到清军会大规模发动夜袭，利用夜色抵消联军火器上的优势，而这一手彭玉麟等在江南和太平军作战的清军将领都是惯用的，但对于太平军，这个战法到了后面作用不大，因为太平军后来每到一处。必定先扎下硬寨，清军夜袭根本攻不进去。可英法联军则没有这方面的准备，或者说他们被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蒙托邦将军的行动遭到了批评。塘沽要塞没有拿下，强行在白河对岸设置一个支撑点，可以说无济于事。吴士礼认为，要占领白河右岸是个错误的主意，虽然这个说法会让法国人不悦。
3月19日、20日，联军两主帅会晤，双方重要将领共同商定下一步行动，荣禄作为特别顾问也列席参加。由于彭玉麟的出现，僧格林沁并没有派出大量兵马前来夺回军粮城，相反他们在继续加固塘沽要塞，而联军需要夺取塘沽要塞之后才能攻夺大沽要塞。这次会晤，大局攸关，因为联军在这里耽搁的时间越久，清军就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兵力的调整和集中，可惜蒙托邦和格兰特对进军路线未能取得一致，联合征战，面临风险。
蒙托邦始终主张，凭借炮舰的支持，首先夺白河右岸大沽主炮台。邓恩等爱说别人坏话的英国人妄言，蒙将军是要争大功，争个人之功。在蒙托邦看来，主炮台一旦陷落，将使左岸其他炮台一并不攻自破。故攻打主炮台，除军事意义本身，还有一个心理因素：接连两次，在大沽主炮台前英法部队大吃败仗。现在要向中国人表明，报仇时刻已到！
格兰特断然反对法方计划，认为这太冒险。他指出，要到达那些炮台，先得过河，这将带来诸多困难，而渡河又有延长北塘交通线的不利。其次，要冒险经过一个水淹地段，军队右翼暴露于敌军骑兵打击之下。再者，他还解释说，大沽主炮台就算失守，其他炮台的兵力与塘沽镇的防御力量仍然还在。
格兰特试图说服法军同僚，按照荣禄的建议，改变作战方向，先拔掉军粮城外围的清军军营，然后大范围的迂回塘沽和大沽炮台的侧后，截断清军的补给线，之后就等着清军不占自溃了。在格兰特看来，事情十分简单，他本人的计划易于实施。可是，这个计划需要时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