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与古代的所谓“政党”不同，古代中国的“政党”，只能称为“派系”，它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组织形式与性质功用上均有根本的差别。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基础深厚、组织严密，它承担着分析组织民意、形成政党纲领与推荐候选人、联接沟通政府各部门的使命。在竞选过程中，与个体的候选者相较，政党推选的候选人更容易赢得大众的信赖，政党有相对稳定的政纲与组织，更能对其竞选承诺负责。政党用各自的政纲吸引选民，候选人在当选后需兑现选举承诺；执政党则集体对其施政承担责任，其功过得失与人民满意与否，将通过下一轮选举结果体现出来。
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议会政治的民主精神，不是表现于政治制度之中。而是表现于政党政治的运用方式之中。”
而民二国会却是由派系，而非政党组成的。即便是所谓的国民党。在国会召开期间，也从未考虑政纲吸引选民，候选人在当选后需兑现选举承诺，无论是进步党或是国民党国会议员，都仅仅只是国会当成战场。进步党以保袁当大总统为职责，国民党以反袁当大总统为职责，所以双方只是把国会变成给对方找麻烦的战场，至于参与国事。似乎从来就没成为他们的主业。
他们的主业是什么呢？宋案后，袁世凯认为国会有维持的必要，因为正式总统的位置尚未到手。所以他维持着国会，而国民党两院议员却未曾想在国会上，通过正常途径维持，而是急进派认为国会无自由行使职权的余地，主张议员南下。多数议员不愿，又冒出密谋炸毁国会之事，可以说，他们只看到国会是战场，却根本就没明白这个战场的战场方式。
而他们更是在该妥协的地方不妥协。不该妥协的地方，选择妥协。就像原本应该先制宪，再选总统的原则问题，国会最终却做出让步，改为先行选举总统，至于制宪，根本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在这种党非党的情况下，在国会参众两院的政党中，更没有一个共同纲领、信念的前提下，这种大杂烩不乱才怪，最后国会解散根本就是意料之中。
“……这些派系并没有稳定的政纲、缺乏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基础薄弱；派系内部非常不稳定，各派系之间的关系经常发生变动。虽然这些派系也组成了所谓的政党，但是政党纪律涣散，议员们往往兼跨多党，也常常因为金钱与官位的诱惑而脱党叛党。以现在势力最大的受到袁世凯支持的进步党为例，其本身也并非稳定的政团。”
坐在办公室中，对着穆、张一麟、章炳麟、王宠惠四人，李子诚同他们分析着中国国会政治的不足，相比于他们，李子诚无疑是一个“政党专家”，毕竟在后世，作为国企秘书的他，经常接触一些党建类的工作。
“同样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政党，也不像一个学会。原本袁世凯在授意他人组党的时候，也就没有具体的组织，而袁氏在政治上根本没有什么理想，他以为拥有军人拥护。便拥有了全局，从来不曾思索要组织一个现代性的政党。至于也没有一个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想法。他们共同的观念是掌握军政大权，称为一个坚强的势力。至于进步党是在无意中产生的，称为一个运作控制的工具，也只是袁世凯的御用政治工具而已。”
因为工作的关系，帮助领导从事党建工作的经验，使得李子诚可以用自己最熟悉的政党去分析这个时代的政党的不同
“无论是进步党或是国民党，都谈不上一个严密的组织，除了一些事务性质的机构，没有信条或党纲。甚至于进步党的存，也只是在于联络人际关系！像这样的政党，居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政治团体！”
肩膀微微一耸，李子诚不无感叹的说了句。
“没有竞争力啊！”
一个政党连最基本的共同价值都没有，能有什么竞争力。
可以说正因以派系作为政治组织的基础，必然会导致混乱的局面。国会风雨飘摇，政府方面也不免“城头变换大王旗”；议员们则南来北往、就食于诸侯。在这个过程中，就只能看见派系的分分合合，未见政党的成熟与民主政治的曙光。
“不仅如此，咱们可以看到，在国会存在的一年之中，国会在立法方面几乎毫无作为，其重要的职权仅余制宪权与人事同意权。与行政官员相较，当时国会议员在方面更加严重，也更加裸。国会议员本来没有什么实权，但他们握有选票，对于总统有选举权、对握有实权的政府大员拥有提名的同意权。买票便成了当时立法、行政两机关之间关系的一大特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会有“法统”之名！“
嘴上露出嘲讽之色，李子诚的神情中略带着些许轻蔑之意。
“而就现在政局而言，“法统”更多的只是借口；就国会议员而言，“法统”则不过是争取饭碗的口号与图谋私利的遮羞布。当权者借“法统”来“正名”。以巩固其权位；而以“法统象征”自居的国会议员们也乐得与狼共舞、利益均沾。他们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最终只会砸了“法统”这块招牌。也断送了国会本身！”
“经略使，看来您对国会重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