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所以臣以为富弼说得有理，但过于轻松了。出则为使相，入则为实相，也就没有争执。”
富弼道：“陛下，臣也从郑朗之言。”
这时候他头脑清醒过来，刚才所说的虽对国家有益，可开了一个坏头。
郑朗又说道：“这件事不要紧，臣刚才听到群臣说了很多，有一个词语让臣很担心。”
“什么词语？”
“陛下，奸邪一词。古今奸邪不乏其人，其中最盛者便是李林甫。正是他使盛唐开始走向下坡路。但大家忽视一个问题，所谓的奸邪用之正则正，用之邪则邪。所以裴矩于隋炀帝时乃是一名媚臣，但事太宗，却是敢直能言。那时唐玄宗文治武功达到极致，不思进取，疏于政务。这才给了李林甫的机会。因此封建治国，首先是君道，其次是臣道。臣想起废后与杨尚二美人一案，当时臣内心之处与群臣持意见多有相违背之处。夫妻之乐也是人伦的基本。故诗经将关雎列为其首。比如臣的一妻三妾。相互尊重，相敬若宾，臣无论多辛苦，一旦回到家中，其乐融融。这便是慰籍。陛下是人君，是天子，但也是人。不是不进人间烟火的神仙。后宫和睦乃是天子之福，天下之福。但为什么有那么多大臣反对，因为古今往来，多不乏人君留恋美色，而不顾政务，使国家走向灭亡的法例。因此作为天子，因知道节制之道，轻重之道。可以享受人伦之乐，但不可以疏怠政务。”
“郑卿此言颇得朕心，”赵祯叹息道。
“不过人人皆有爱美之色。臣下弹劾，也是对人君的时刻提醒，陛下应当鼓励也。”
“不错，更有理。”
“其实疏于政务，不仅有美色，还有游畋无度，爱好器物，或者长生之术等等。作为人君，不能留恋美色，还要注意更多的事项。不能重用外戚与宗室。宗室有名份，一旦重用，国家恐多有变，不仅西汉七王之乱，还有宋齐梁陈南四朝，亦为此故多乱。外戚虽少名份。可与内宫能相互勾连，故有杨坚取周，王莽篡汉之举。还有，内侍原先产生是宫中多事，宫娥柔弱，于是阉割男子进入宫中服侍，但有的内侍陪伴人君长大，甚至还替人君登基出谋划策，故史上多有太监得势。可他们终是阉人，心态正常的少，又没有接受士大夫的正统教育，往往又成为乱政的弊端。人君之弊莫过于疏怠政务，未必人君全部是贤明圣主，但做比不做好，一旦不做，便给李林甫之流最大的机会。臣说用之正则正，用之邪则邪，其中人君则为表率，楚王好细腰，天下多饿妇。人君的榜样不可没，大臣可以优待，但作为人君，不可流恋享受安乐，古今圣君，莫过于二字，节俭也。人君为作天下之主，总掌国家大权，更需节制，不能好高骛远，强求天道，遍用方术人士，大肆封禅，拜神祭鬼。此乃先帝执政时最大的污点，否则先帝之德，岂不是圣君乎？才能有高有低，但只要做到这几条，纵然国内就是有奸邪，也诞生不出奸邪茁壮成长的土壤。”
“郑朗，此言谬矣，”富弼说道。
“非谬，诸人说吕夷简是奸邪？是否是奸邪，过几年富兄可以再想一想。大家要持公正之心，观一人，要观其所长，观其所短，两相权衡，再去评价。不然，我再举三人，请富兄评价。姚崇、张说与寇莱公。”
“请郑相公评价。”
“姚崇好弄权术，为人奸诈，这一点颇似吕夷简相公，但是为政务实，勤政爱民，不失为一位贤相，正是有了他，为开玄盛世打下厚实的基础。再看张说，有才智，但脾气暴躁，又爱贿赂，自傲其大，百官凡奏不合格者，立即叱骂。并且气量狭小，姚崇生前与张说有仇，害怕子孙被张说报复，设计让张说替姚崇写碑文。后来张说反悔，但索回碑文已来不及，气愤地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轻轻一笑，而将恩怨揭过。可见其人秉性。然而此人文武兼资，明于政体，改革许多不合时宜的政治军事制，故史家赞他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然后再说寇莱公，为人刚愎自用，喜爱夸功，目中无人，奢侈无度，最让人失望的是他对南人的厌恶，每朝廷得一北进士，便喜，得一南进士便恶。天下已经大统，北人直爽武勇，可为国家栋梁依背，南人多智勤劳，故南方多富，以为国家经济。相互生存依靠，这才是立国之道也。何来南北二分之说？若那样，朝堂上用了多少南人为臣？可是若没有寇莱公力排众义，与先帝亲临澶州城下，恐怕如今连臣事宋朝或是契丹都未必可知也。”
这一番话很发人深思的，若说姚崇、张说与寇准不是贤相，这世间恐难再找到所谓的贤相之人。
“每一个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若是只看到缺点，不能看到优点，唐朝四贤相，前房杜后姚宋，那么姚崇都不能担任宰相，又用何人为相乎？陛下，刚才说夏竦，能否容臣评议夏竦。”
“准。”
“夏竦是前朝贤相李沆推荐的，先帝时林特为媚先帝，提出在上林苑中修建复道，连接玉清昭应宫，李溥提出将海上巨石搬到会灵观池中建三神山，当时朝中群臣迎合先帝，包括王旦贤相在内无一人敢于进谏，只有夏竦上疏反对。其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