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省长说：“我们以前经验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情，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政府要更好地赢得公众，仅靠我们传统的办法不够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办法就是我们努力地把工作设计做好，提出好的想法，好的思路，好的政策，然后我们再努力地去执行，我们政府可以去加班加点，可以夜以继日，可以废寝忘食。但是我们发现即使这样，我们还不能够很好的满足新形势下公众的要求。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还是要靠那样的做法就能够完全赢得公众，我们必须要研究新的问题，传统的办法好，但是它不够好，需要与日俱增，完善和改进新的办法。”
为什么说不够？
他认为，我们前面的探讨，没有一个是偷懒的行为，没有一个是想法不好的行为，没有一个是我们本身错在哪儿的行为。但是，公众的评价就是不好。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解决新的问题，在新形势下解决公众评价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环境因素，在我们政府治理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有阳光、有空气，在阳光空气下面，我们做了有效的治理没有问题，那么在这个阳光空气的环境当中，又注入了一个新的因素，媒体因素。我们今天，政府领导者一切行为都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之下，随着我们媒体的改革，它相当一部分功能已经细出了从政府部门细到我们的环境当中，它不仅具有我们政府传统上的工作报告功能，同时还具有评价功能、监督功能，媒体改革之后，这种独立经营的色彩也是越来越重，媒体之间的竞争，媒体在新闻抢夺的报告当中又异常的激烈，这就使我们政府的工作，乃至所有的社会组织的行为，都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之下，凡是具有这种报告价值的东西，媒体都力争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其他书友正在看:。所以，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新的执政环境变化，有了一个新的这种因素的注入，我们就必须要有新的适应媒体办法，做好应对新环境因素的传播管理。
传播管理很重要。
曾省长再次把问题扯回前面的事件当中，他认为，这需要有一种管理理念。比如三江马良事件，政府花了这么大的财力，投入了这么大的人力和精力来配备这个电子监测系统，但是有关部门为什么没有考虑到有效的把相关信息播放传达到对应的公众上去呢？安了这样的装置，为什么没有使装置安装的信息告知相应的当事人呢？如果能在安置的同时，又有了一个有效的告知，那如果再出现类似的事件，公众的舆论会恐怕就是另一个结果了，恐怕就不再会给政府部门造成太大的压力了。
他还讲到，政府部门的传统观念是大家做事，做更多的事，做更好的好事，这是很对的。新形势、新要求下，这还不够，还要把要做的事，要做的好事及时地有效地告知了你的工作当中去，这种告知的理念必须树立起来，既能够做，又能够有效云表达，有效去发布信息，有效地去告知，这才能是新时期政府工作的一种理想状态。他特别指出，前面的个案，每一个个案都不是我们没有做，也不说就完全做得不好，可恰恰是在信息跟公众的沟通方面出了问题。
应对新型媒体环境下的传播问题。
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公众的需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公众对于我们政府的工作评价也会随之而变。过去这样做可能公众认为是好的，但是到了今天，公众就不一定满意了。如何了解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的公众需求变化，如何去收集随着社会发展公众对于政府部门相应的要求和评价方面的这些变化，这恰恰又是政府工作当中传统管理当中的一个重要事项。如果说马良事件是没有第一时间向公众发送信息，这已经是有所缺失了。但是如果有关部门从下边的这条线，装设了这些监测系统之后，能够注意收集来自公众的反映，装了电子监测系统，大家有没有了解，了解当中有没有问题？如果有，又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能够及时了解公众反映，了解公众对我们工作的评价，我们发现问题的机会就会更多。后来，发现有些人不知道有没有违章，又有多少人违章，怎么有效地采取办法告知他，这需要采取补救措施，所以说发送信息不强，收集手段不高明，那自然出现这样的事情就比较被动了，因此才造成做了事情，还有问题了。
当然，不做事情，更是失职。
不管怎么，公众的评价不好，对政府而言，那就是一种高风险了。
民众不认可啊，执政为民又何从谈起？
曾省长的观点是，我们当今社会，政府和政府官员必须好好考量工作，如何有效进行形象管理，也就是如何把传播管理给它做到位，什么时候发信息，什么时候去收集信息，对于我们政府的形象管理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在于把握媒体要素的三个部分，政府、公众、传播。
第一个是政府，它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也可以是一个部门的，一个科室，可大可小，只要是一个政府的部门，你就有一个形象管理的问题，你就有一个面对你公众收发信息的问题。
第二个是公众，公众是政府工作对象，并不是仅仅指服务的对象，还要包括关联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