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后，陆乐、沈杰、沈宏伟、潘超安有的成了城管，有的成了电信职员，有的成了医生，他们偶尔还在一起踢球，但人生轨迹已经截然不同。他们在各自办公室的电脑前，在手机上，看到了寒冷“代笔门”事件。在互联网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清楚答案，因为他们是《三重门》这本书写作的见证者。
寒冷每写完一部分，就把稿纸递给陆乐，陆乐看完又传给周围的同学，有时候寒冷还在宿舍里得意洋洋地念给沈宏伟、沈杰一干人等听。这是一个关于“林雨翔”的故事，里面处处有寒冷和这帮死党们生活的痕迹。小说里提到一个词“尿崩”的英文翻译，陆乐还记得这是当时他们一群少年课下无聊中探讨的话题。
陆乐有时候也翻看寒冷的“小本子”，里面记满了各种书名、段子、英语和拉丁文，陆乐相信这些内容后来都被用到了《三重门》里。对陆乐来说，《三重门》从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寒冷也不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他只是普通的高中生，所有人在用功准备考试的时候，他永远在勤奋地看闲书和勤奋地写东西，一刻不停。
后来人们为那个写《三重门》的寒冷感到惊奇，并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每一个年轻人汇聚的校园里都会有类似的“才子”传奇，他们是痴迷文学的少年，写一手同学间四处传阅的好文章，有的“迷途知返”之后“全面发展”考进大学，有的转舵无力被时代的浪潮淹没。一个偏才少年首先面临的是压力，而非人所艳羡的名望。一本小说除了满足创作的愉悦感。在当时实际上无法兑换成任何东西。
寒冷的朋友们知道：这个传统意义上无可救药、给家庭带来无穷压力的差生，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证明自己。只是在当时，寒冷的证明方式显得绝望、疯狂、孤注一掷。
寒冷埋头写到后来，上课时老师们不再点他名，也不干涉他。“有一时间实际上已经放弃劝他了。”潘超安说。
“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时间进入1999年，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萌芽》杂志的努力有了结果，新概念作文大赛终于办了起来。初赛收到了四千多份稿件，这个参赛数跟现在比十分寒碜。但却已经足以打破当时所有组织者和评委心头的担忧。
十多年后人们再讨论这届作文比赛时常会忘了。那一届的少男少女们拿出的作品，并不仅仅是寒冷的《求医》和《书店》，还包括陈佳勇的《来自沈庄的报告》、刘嘉俊的《物理班》、宋静茹的《孩子》和一个初二女生丁妍的《东京爱情故事》等，这些作品很长时间里在学生间争相传阅和模仿。而评委对80后释放出来的创作能量表示难以置信，王蒙当时激动地说：“我们可以就此搁笔了。”
但是在运作上，这届大赛尚处在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新概念作文大赛工作委员会总干事李其纲回忆，整个大赛只在《新民晚报》作了点宣传，外地学生能不能知道这个比赛完全靠运气。虽然杂志社给各个外地的中学寄去海报，但事实上很多海报就一直躺在学校的收发室里了。由于宣传乏力，这个比赛的初赛收到的稿件大部分来自天海。
当时河南一个高三女学生、后来获得一等奖的王越就是在自习时偷看《华国青年报》。读到了一篇关于赛事的报道才去报了名。从报名，到获奖，再到保送南开，当时简直是一系列意外。“第一届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比赛，谁会把宝押在上面？”王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对已经“无可救药”的寒冷来说，这几乎就是他孤注一掷的押宝。
但意外是，身处天海的寒冷并没有收到复赛通知。
1999年，3月28日上午，大赛的评选在天海青松城大酒店举行。所有工委和评委坐在一个大房间里评阅稿件。在场的作家包括：王蒙、铁凝、方方、叶兆言、叶辛，大学教授包括：时任南京大学副校长董健，京城大学中文系程郁缀、中文系曹文轩。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等人。
在确定一二等奖名单后，叶兆言发现寒冷没来考试，他提议是否通知寒冷前来补考。据叶兆言、方方、赵长天、程郁缀等人回忆，在场的所有作家和教授一致表示同意。
等寒冷赶到考场的时候，他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补考。那是一个标准间客房，正中间摆两张床，床的对面摆一个电视柜和一张书桌。寒冷就在书桌上应考。
李其纲受评委们委托负责出题，他把一张纸放进水杯里。随后离开。而另一位编辑林青则奉副主编桂未明之命给寒冷监考。
寒冷面前的杯子里，一团纸缓缓展开。“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华国的民族劣根性。”他拿起笔写下了第一句。
现在人们很难说清楚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给了寒冷机会，还是寒冷成就了这项赛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二者轨迹交叉的时候，一个正在低谷，一个默默无闻。而如果没有后来的寒冷，自然也就没有后来人们对他的一切热捧、抨击、崇拜和质疑。但当时他几乎失去了这个机会。
在那个房间里，少年寒冷纹丝不动地写了一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