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大会进行了半个多月时间，终于进入了最后一部分议程，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最后一部分议程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将诞生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后更庄严的《中华民国宪法》。《宪法》草稿是由宋教仁主编，但严格的来说，参与起草的人并不多，真正尽心尽力的只有宋教仁一人，因此可以说这部《宪法》完全是宋教仁一人的手笔。
不过对吴绍霆来说，元首制的确定已经让他不必再在乎《宪法》审议会议，于是接下来的会议他很少参与，一边考虑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官员名单，一边暗中策划对元首制政策的推广和巩固。至于《宪法》审议会议，他仅仅策动国会两院将“总统”称谓改成“元首”，以及把大总统任期五年更改“元首”任职八年，把大总统只许连任两届改为“元首”可连任三届。尽管这个做法引起了很多民主人士的猜忌，尤其是在江浙一带活动的中华国民党，在消息传出之后马上组织反对宣传，抨击吴绍霆专政制度和违背《宪法》精神。
可是由新闻部掌控的舆论工具很快进行了连续报道，不仅邀请社会贤达发表支持吴绍霆的文章，连身为中华民国最高法官的徐世昌都亲自抓刀解释。徐世昌以最高法官身份称。“元首制是国家非常时期所推行非常制度，并非完全代替大总统制”，“等到国家趋于稳定发展，在下一次五年一度的泛代议制国民大会上，必然会修正元首制，恢复到总统制”。
关于元首可以连任三届，每一任期长达八年之说，不仅徐世昌在报纸上公开解释，冯国璋、岑春渲等人也都通过各种渠道发表声明。他们声称“既是非常之时期，必当以非常之态度来应对，仿若正在进行的欧洲列强战争，战争长达数年或数十年，若在此期间频繁更换国家领袖犹如临阵换将，是国家成败之大忌”，“元首仅以设想最长任期，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元首制自当取消，再者能否连任也要由国民大会选举方能得知”。
甚至与中国目前保持密切关系的德国、美国等国家，他们的时政记者以及国家政府官员也都支持吴绍霆的元首制，宣传“非常时期的元首制是中国走出国际困境唯一的出路”，以及“这是新生南京中央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象征”。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各大报纸上的主要内容都在围绕国民大会闭幕与元首制，新闻部把侧重点放在“临时元首制”与“加强中央集权”上面。很快民间就接受了这样的说法，不仅仅是他们受到众多舆论的影响，更多的还是他们对吴绍霆的信任和推崇。
二月十五日，滨口雄幸决定接受吴绍霆的条件，以七百万美元的价格赎回所有俘虏。当天下午日本公使馆派人将三百万美元现款与价值四百万美元的白银送到总统府。吴绍霆将这笔费用直接送到财政部，交给财政部仔细点算，最终在四个钟点之后签署移交俘虏的命令。
日本政府对于这次失败的外交非常失望，日本国内也对吴绍霆的痛恨与日俱增。军阀们不得不把对中国的担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断向内阁施压，要求尽快筹集更多预算投入军备扩张，不仅要把之前重建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和新建第十九师团、第二十师团的计划落实，还要在此基础上实事更长远的军事发展规划，一定要在八年之内达到与中国同等陆军兵力数量。
面对军阀有理有据的叫嚣，日本民主派政客显得非常势单力薄，连国民都开始倒向军阀派，他们又能如何遏制军阀们的野心呢？再者，他们同样也很担心中国带来的危机影响，在力保国家地位与力保政治地位上，已经很难再做出抉择了。
从二月十六日开始，中国*与日本外务省开始就移交俘虏事宜磋商具体行动计划。日本外交部要求中方先用船只将四万名日本士兵分批送往旅顺安置，再由旅顺陆续返回国内或者前往朝鲜。不过中国*强烈反对这种要求，只准日本租用第三方船只直接把俘虏分批遣返回国内，否则将无限期延长移交程序。
对于中国流氓似的要求，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既然日本已经交付了赎金，战俘如何安置那是日本方面的事。对此中国*回应，除非这些战俘可以瞬间转移离开中国国土，否则只要在遣返过程中还处于中国领土之上，那就要按照中国的要求来办。
中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又僵持了两、三天时间，日方心急这些俘虏的人身安全，以及要尽快把这些军人编入新的作战部队，不得不采取退让，遵从了中国*的要求。到了二月十九日，日本雇佣英国太古公司的五艘商船，分十二批次将四万名俘虏运送回本国，前后预计需要十二天的时间才能运输完毕。
吴绍霆拿到日方的遣回俘虏计划之后，当即给潍坊军事基地发了一封电报，命令潍坊军事基地从今天开始停止给日本战俘供应食物、医疗等措施，所有日常照应推给日本领事馆负责。他知道这些士兵一旦离开了中国，很快又会变成正规军，到时候中日爆发战争，这些人就是敌人，没必要继续在敌人身上浪费物资，甚至饿死几个还算赚了。
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很快发现了这件事，他们紧急联络了潍坊军事基地，要求保证俘虏的日常生活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