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还需要战时体制吗？美国需要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总统来带领她赢得这即将爆发的新一轮的世界大战吗？这两个问题，早在一个多月前就被《纽约时报》提了出来，且在民间引发了热烈争议。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多个地方，因为在这两个问题上立场迥异，不少曾经的朋友反目成仇，更有本来恩爱的夫妻因此分床睡，至于陌生人之间因此发生激烈争吵甚至动手动枪的更比比皆是。
从二战之初的普遍中立主义到现如今民族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两极分化，美国社会本来就存在的社会阶级矛盾，正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和国家国际地位的下降而变得越来越尖锐。
“美国现在急需要一场胜利，不管敌人是谁。否则的话，我不敢想象我们的人民是否还会信任我们的政府。美利坚在二次世界大战上立场以及现在应该站在什么位置，这是白宫和国会山的大人物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只是，联想到我已经持续四年没能增薪，而市面上的物价却越来越贵，哦，难道上帝已经抛弃美利坚了吗？”这段文字来自《纽约时报》的一个著名评论员。而他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有悖白宫意志写出这样的文字，盖因为在二战后期发生的美日秘密缔约事件，实际上是对美国政府乃至美国社会的一次自我否定。它不仅否定了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核心政策，而且，还否定了美国民众在这段时间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
与那个时空一样，虽然美国在战前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横行，让美国人并不关心美利坚以外的事情。但是，随着美国向德日宣战，正式出兵太平洋，美国人的爱国热情还是一下子就被激发了起来。那个时空，欧阳云曾经见过一篇报道，是专门介绍二战时候美国女性如何撑起半边天，当男人使用的。而就他现在的了解，这篇报道并无偏颇，在大量适龄男性被征召入伍之后，美国国内的工农业生产，实际上就是靠女人在维系。
不得不说，或许是因为曾经有过反抗英国殖民者的经历（这当然是正义的），美国人并不缺乏正义感。所以，对于与德日开战，纵然美国政府的出发点离不开这样那样的利益，但是至少在美国民众看来，这是正义的行为，是美利坚这样的新兴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而身为美国人，为世界和平做出点牺牲和贡献，那是值得颂扬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了，这其中自然有美国政府的推波助澜，美国政府利用媒体宣传将德日形容成恶魔，美国自然就成了敢于和恶魔作斗争的勇士。
问题来了，美国人之前的付出牺牲那是为了正义为了世界和平，那么现在，美日结成同盟算是怎么回事？还是，美国政府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错的，美国人所谓为了人类和平而战的口号只是喊出来糊弄我们平民老百姓的？我们之前的所作所为，还有意义吗？
毫无疑问，当前的美国，是全球教育普及程度最高的。而文化程度越高，便越不容易上当受骗被糊弄。杜鲁门有所不知的是，就在他视力所不及的地方，一些美国人（其中最多的是妇女，而且是失去丈夫的寡妇）正秘密联合起来，而她们想要做的事情，不过是想要为在对日战争中牺牲的丈夫或者亲人讨个说法。
“战争当然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之分，所以才会有正义之师这样的说法，而当战争的一方失去正义性之后，受到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士气，还有可能是一支军队的立足根本！”
这段文字，同样来自西蒙。十几年之后，当西蒙成了中国最著名之一的记者之后，他前往美国就三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爆发的“太太革命”一事进行调查，然后得出了上述有关军队正义性的精辟论断。
不过，西蒙绝不会想到也没能调查出来的是，在那次史称“太太革命”的美国革命中，中国人扮演了相当不光彩（当然来自美国政府的说法）的角色。
就在杜鲁门谋求更高权力的时候，一直在华盛顿游荡的孔令仪却敏锐的抓住了一次机会。在参加一次战争沙龙的时候，她有幸认识了在战场上相继失去两任丈夫和一个儿子的寡妇安丽。而在发现安丽对美国政府充满怨恨，甚至产生过刺杀杜鲁门的念头之后，她立刻主动出击，迅速的和这个忧郁的美国妇人成为了朋友。
“太太革命”的具体爆发时间，后世的各国历史学家在认识上普遍分歧较大，不过对于该项革命的发起者，他们的认识却是统一的，即一致认定安丽最早从事了这项运动，并且正因为有她的出色领导，美国那些寡妇和讨厌战争的人们，才能够团结在一起，并最终成功发起一场颠覆革命。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一个星期之后，就在中国武悼天王号航母舰队驶入太平洋，出现在关岛的时候，杜鲁门如愿以偿的说服了美国参议两院绝大多数的议员们，宣布美国再次进入战时管理体制。同一天，杜鲁门促成了一项交易，以政府名义用一美元象征性的价格从麦克阿瑟手中购得麦森保全公司。
次日，杜鲁门宣布组建欧洲军团，并授权陆军中将巴顿以麦森雇佣军为班底扩建欧洲军团，要求后者在一个月之内，必须将欧洲军团的规模扩大到十五个师，十五万人左右。